油布棚支起来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
马波把三轮车停在修表摊的老位置上——钟楼斜对面，邮电局门口往东数第三棵梧桐树下。棚子旧了，边角磨出毛边，他用铁丝又绑了一道。风一吹，棚布哗啦响一阵，又静下去。
他从车斗里搬出那张折叠桌，四条腿撑开，放稳。桌面是木头的，磨得发亮，上面有一道一道细痕——镊子划的，螺丝刀磕的，这么多年了。
表盒子摆上去。一排一排，玻璃盖，里面躺着各种表：三五牌的，上海牌的，还有两块进口的，主人一直没来取。马波把放大镜卡在眼框上，坐下来
下午没什么人。
风从街口灌进来，带着点土腥味。梧桐树还没发芽，枝桠光秃秃的，在灰白的天空里叉着。邮电局门口的邮递员靠着墙抽烟，抽完一支，推着自行车走了。
马波从盒子里取出一块上海表。表主是个退休教师，姓周，前天送来的，说走时不准，一天慢三分钟。马波拧开后盖，机芯露出来——里面油泥干了，发黑，粘在齿轮上。他用小刷子扫了一遍，把零件拆下来，放进洗油盅里。
手很稳。
这些年，他的手一直很稳。修表的人，手不能抖。抖一下，游丝就废了。他见过太多人干不了这行，手一抖，一辈子就改行去做别的了。
洗油的时候，他听见钟楼响了一声。
三点半。钟楼的钟慢四分钟，所以是三点二十六。他抬头看了一眼——钟楼灰蒙蒙的，像罩着一层布。那口钟挂在最高处，铁架子都锈了，指针是黑色的，走得很慢。
马波低头继续洗油。
零件洗完了，他用镊子夹起来，逐个装回去。摆轮，擒纵叉，秒针轴，分轮——一个一装。装到摆轮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他放下镊子。
四周静着。梧桐树不响了，风停了。邮递员走了，街上没有行人。只有远处偶尔一声自行车铃——很轻，象是从另一个世界里传来的。
马波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他坐直了身子，后背靠着棚子的立柱。
他闭上眼。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一日夜里。
那天的天也是这么冷。仓库里没有灯，他从门缝里看见外面走廊上那盏白炽灯亮着——瓦数小，照不远，光落在地上是一团黄。他躲在货架后面。货架上堆着纸箱，纸箱里是各种钟表零件——发条、齿轮、表盘，落了灰。
他听见脚步声。
两个人。从走廊那头过来，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声音脆；另一双是布鞋，几乎没有声响。
仓库门开了。白炽灯的光从门外斜进来，在地上拉出两道影子。
他屏住呼吸。货架和墙之间的缝很窄，他侧着身子挤在里面，不敢动。他看见那两个人把一个人拖进来——那个人垂着头，脚在地上拖着，鞋底刮过地面，发出沙沙的响声。他认出了那张脸。
任守义。
他昏迷着。脸上有伤，嘴角破了，血干在皮肤上，发黑。他的骼膊被人架着，软绵绵地垂下来。
那两个人把他放在地上。靠墙，靠着那堆木箱。
然后那个穿皮鞋的人走到墙角，弯腰，搬开一只木箱。木箱很沉，他搬的时候喘了一声。他搬开三只，露出下面一块铁板。他掀起铁板——下面是一个洞，很深，黑黢黢的。他又走回去，从墙角搬出另一只木箱，打开。
马波看见了里面的东西。
一摞一摞的，用牛皮纸包着，麻绳捆着。四四方方的，像帐本。那人数了数，把那些牛皮纸包的东西从木箱里取出来，放进地上的洞里。然后他合上铁板，把木箱一只一只搬回去，放回原位。
他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
然后他转过身来。
马波没有动。他缩在货架后面，通过纸箱之间的缝隙看着那个人。走廊里的白炽灯从那人背后照过来，马波看不见他的脸——只看见一个轮廓，中等个子，肩膀很宽。
但那个人往前走了两步。
他的脸从阴影里露出来了。
白脸。很白，象是很少见太阳。四十多岁，下巴刮得很干净。中山装，深灰色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头发梳得很整齐，一丝不乱，在灯光下有点反光。他的眼睛很小，眼梢往下垂，象两条细线。
他朝货架这边看了一眼。
马波的心猛地收紧了。他感觉到自己的手指抠着货架的木板，指头都白了。他不敢呼吸。他感觉自己的肺象一只风箱，憋着，快要炸开了。
那个人没有走过来。他只是朝这边看了一眼——象是不经意的，又象是有意的。然后他收回目光，转身，走了。布鞋的声音先消失，然后是皮鞋——一步一步，走远了。
走廊里的白炽灯灭了。
仓库黑下来。
马波还缩在货架后面。他书着自己的心跳，数到一百二十下，才敢动。他松开手，指头僵了，半天伸不直。他爬出货架，膝盖磕在地上，疼，但他没出声。
他爬向墙角。任守义还躺在那里，昏迷着，呼吸很轻。他把任守义拖起来——他那时候瘦，任守义也瘦，但他还是拖得很吃力。他把任守义拖到门口，拖到走廊上，拖到仓库外面，放在墙根下。他拍了拍任守义的脸。任守义没醒。
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一个人站在走廊里，灯灭了，只有远处值班室的窗户透出一点光。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然后他走回仓库。
他走到墙角，蹲下来。他数了数那几只木箱——从左边数第三只，就是那个人搬开的那一只。他记住了位置。
他没有动它。
他出去了。把门带上，锁好。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声，从门缝里钻进来，呜——呜——象有人在哭。
一九八一年春天。父亲过世了。
他料理完丧事，回到仓库。他锁上门，搬开那三只木箱，掀起铁板。洞还在。他伸手下去，摸到那些牛皮纸包着的东西——还是十几摞，麻绳捆着，没有动过。他取出来，一件一件装进自己的包里。
他合上铁板，把木箱搬回去，放回原位。
他把那些帐本带回家。他没有打开看。他把它们裹在一块油布里，塞进床底下的旧木箱里。后来又换了几个地方——衣柜顶上、灶台底下、米缸后面。再后来，他修好了那座钟。
那座钟是他父亲留下的。钟楼里的老钟，走不动了，锈死了。他花了三个月，把它拆开，清洗，重新装配。零件换了大半，机芯是他自己车出来的。装到最后，他站在钟楼里，手里捧着那十几摞帐本，站了很久。
他把帐本放进钟座下面的暗格里。那里原本是放配重的地方，空着，正好放得下。他合上盖板，拧上螺丝，把钟装回去。
钟走了。
他听着那滴答声——缓慢的，沉实的，象是有什么东西终于落定了。
马波睁开眼。
阳光已经偏得更斜了。梧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从街这边一直拖到街那边。他的脸有点凉——风吹干了汗。他抬手抹了一把，手指停在额角上，停了一会儿。
他低头看桌上。那块上海表已经装好了，摆轮在转，滴答，滴答。他拿起镊子，把后盖拧上，又用绒布擦了擦表壳。表盘上，秒针走得很稳。
他把表放进盒子里，粘贴标签：周老师，3.26送，已修。
他把工具收起来。镊子、螺丝刀、放大镜，一样一样放进铁盒里。他把洗油盅里的废油倒进一个旧玻璃瓶里，拧紧盖子。他把桌上的零件渣扫到手里，扔进垃圾桶。
他开始
阳光从玻璃柜的斜角切进来，落在绒布上。马波睁开眼睛。他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只觉得后颈有些僵。柜里的表还在走，秒针一格一格地爬过表盘。他刚才看到的那些——那天的光，那天的水汽，那张从雨衣帽檐下露出来的脸——还贴在眼皮内侧，象一块没擦净的油渍。
他低头。
手摊在柜台上，指节粗大，指腹有薄茧。修了三十年表的手，指甲剪得极短，虎口处一道陈年烫疤——是七四年烙铁滑了手留下的。他慢慢把手指收拢，又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