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姐走的那天，东莞下了场小雨。
发廊里没什么客人，几个小姐妹蹲在门口嗑瓜子。
莲姐从里间拎出个旧皮箱，往柜台上一放，拍了拍箱面。
“走了。”
“莲姐，真走啊？”
“真走。”
“广州那边你外甥混得好？”
“开厂了，叫我去帮忙搞卫生做饭。”
“哎哟，那可以啊，去享福了。”
莲姐笑了一下，没接这话，从兜里摸出包烟，散了一圈。
玲姐从里间出来，手里拿着个红纸包，递过来。
“莲姐。”
“嗯？”
“你上岸了，恭喜你。”
莲姐接过红包，捏了一下，手感挺厚，眉头一挑。
“玲姐，你这是给多大的红包，会不会太多了？”
“不多，一千六百八十八，给你个彩头。”
“一千六？”莲姐把红包往回推，“太多了，你留着，这几年你也没赚多少。”
“拿着。”玲姐把她的手按住，“这些年你跟着我，我们相互关照，你帮我看店，帮我招呼客人，帮我收拾烂摊子，我心里有数，这点钱，买个高兴。”
莲姐的手停在半空，捏着那个红纸包，捏了好一会儿。
“玲姐。”
“嗯？”
“你说，我们这种人，到底算什么东西？”
“你这话讲的。”
“我听那些臭男人讲，婊子无情。”莲姐把红包收进口袋，吸了口烟，“我们无情吗？我们是最有情有义的一群人，只是那些想白嫖的男人，没有白嫖到，这样说罢了。”
玲姐看着她，叹了口气。
“烂嘴巴随便他说，你走了以后，有空回来看看。”
“看什么？看这个破发廊，还是看门口那棵榕树？”
“看我们也行。”
莲姐笑了，笑完把烟掐了，拎起皮箱往外走。
走到门口，电视里正在放一档讲诗词的节目，主持人念了一段，声音从发廊里传出来，混着雨声，模模糊糊的。
“昨夜梦回少年郎，草正芳，春初长，竹马青梅对影照书窗。满眼山河皆可许，与君约到天荒。却看年岁换清霜，叹流年，问天荒。聚散无凭，世事即沧桑。得失从来皆过客，岁将晚，意难忘。”
莲姐站在门口，听完了最后两句，才把皮箱往肩上一扛，走进雨里。
第一站，不是车站，是矩明厂。
莲姐到厂门口，天已经擦黑了，门卫换了人，一个年轻保安坐在岗亭里，头也不抬。
“找谁？”
“找后勤扫地的，阿红。”
“阿红？”保安想了想，“你说那个疯女人？”
“她不疯，她叫阿红。”
“行行行，阿红，你等一下，我打个电话问问。”
电话打了半天，宿舍那边来了个人，是503以前住过的一个工友，阿珍，见了莲姐，愣了一下，赶紧上来接。
“莲姐，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阿红。”
“你来得正好。”阿珍压低声音，“你跟我来。”
两个人绕过车间，往后走了七八分钟，到了一排旧平房前面。
最尽头那间，门半掩着，门口堆着几个破纸箱，上面搭着块塑料布，雨水积在布上，鼓成一汪。阿珍推开门，摸到灯绳，拉了一下，昏黄的灯泡亮了。
莲姐站在门口，没往里走。
屋里一张铁架床，床板上铺着两层硬纸壳。纸壳上面是一床看不出颜色的棉被，被面上有几个洞，露出里面灰黑的棉絮。
床头放着个掉了漆的铁碗，碗里有半个干馒头，旁边一个塑料瓶，装了点水。
墙角堆着几袋垃圾，都是厂里不要的废料，有人搬过来让阿红捡的。
地上有一摊水，从屋顶漏下来的，没人修，就那么滴着。
阿红缩在床角，身上穿着件不知道谁给的旧工装。头发乱成一团，脸上脏，眼睛却亮，看见莲姐，眼睛更亮。从床角爬起来，赤着脚站到地上。
“莲姐？”
“阿红，你还认识我。”
“你来了。”阿红走过来，抓住莲姐的手，手指头冰凉，骨节硌人，“你来看我了。”
“嗯，来看你。”
莲姐扫了一圈这个屋子，嘴抿着，没讲话，阿珍在旁边叹气。
“李晨走了以后，厂里就不想管这个女人了。说她是后勤编制，可工资压着不给，住宿也不给安排好的，就这个破屋子。还是我们几个老工友帮着打扫，不然连脚都下不去。”
“工资呢？”
“说是欠着，问就是等，等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到现在也没见着。”
“欠了多少？”
“少说也有三四个月了，一个月按三百算，也有一千多。”
莲姐把皮箱放到门边，转过身，看着阿珍。
“她现在这样，能走吗？”
“走？谁带她走？”
“我带。”
刘工友愣了一下。
“你带她去哪儿？”
“广州，李晨在那边开了个厂，有地方住，我过去做饭搞卫生，带她一起，她有手有脚，能干活，比在这儿受罪强。”
“那工资呢？”
“我去要。”
莲姐出了平房，直奔厂办公室。阿珍跟在后面，有点慌。
“莲姐，你一个人去，他们不给怎么办？”
“不给也得给。”
办公室在二楼，灯还亮着。莲姐推门进去，里面坐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抬头看见她，皱了皱眉。
“你谁啊？”
“阿红的家属。”
“阿红？那个疯女人？”
“她不疯。”莲姐在桌前站住，“我来要她的工资。”
男人把笔一搁，靠到椅背上。
“工资？她哪有什么工资，她是后勤帮忙的，属于临时安置，厂里给她口饭吃就不错了。”
“她在厂里干了多久？”
“四五个月吧。”
“白干活，没工资？”
“给了啊，平时给她吃的用的，都是厂里出的钱。”
“吃的用的？”莲姐往前一步，手往桌上一拍，“她那间屋子你看过没有？屋顶漏水，床上铺纸壳，一天到晚啃干馒头，那叫给她口饭吃？你们厂里的狗窝都比她住的地方强。”
男人脸色变了。
“你讲话注意点。”
“我注意什么？”莲姐的声音提起来，“她在你们厂干了四五个月，扫地、倒垃圾、搬废料，哪样不是活？你们一分钱不给，把她当负担，现在我要带她走，你们连工资都不肯结，你们要这样对一个可怜人，是要天打雷劈的！”
男人被这一嗓子镇住了，往椅子后面缩了缩。
“你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泼？”
“我就是泼。”莲姐往前逼了半步，“你今天不给，我明天就去劳动局，劳动局不管，我去街上喊。喊到全塘厦都知道你们厂怎么欺负一个疯女人，你看看有没有人来管。”
男人不讲话了，说你等一下。
过了一刻，从办公室外面进来，拿着个信封，往桌上一丢。
“一千二，就这么多，你拿了带着人赶紧走，以后别来了。”
莲姐把信封拿起来，数了数，一千二，按一个月三百算，四个月。她把信封收好，转身就走。
莲姐下了楼，阿珍在院子里等着，见她出来，赶紧迎上去。
“怎么样？”
“给了。”
“多少？”
“一千二。”
“也行，总比没有强。”
莲姐把信封揣好，两个人往那排平房走。路上，阿珍问。
“莲姐。”
“嗯？”
“你带阿红走，路上方便吗？她有时候犯病，会乱跑。”
“跑了我追。”
“你一个人怎么追？”
“追不上就找人帮。”莲姐停了一下，“到了广州，有李晨他们，看住一个女人不难。”
“那倒也是。”刘工友点了点头，“李晨这个人，心善，以前在厂里就帮阿红，走了以后还托人带话问过她，可惜厂里不管。”
“我知道他心善，不然我也不去投奔他。”
两个人回到平房，阿红还坐在床角，看到莲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