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宗仁现在还能自由活动吗？”
江若岚问。
“目前还没有对他采取措施。我们只是通过指纹比对锁定了他的身份，但这本笔记本身还需要进一步的文书鉴定和证据链固定。”
“先不要打草惊蛇。他在省城有太多关系，打早了会惊动整个链条。集中精力把在逃的丁有田、马彪、罗大勇全部抓回来。耿长喜的笔迹和笔记本上裴宗仁的签名，再加上铁桶里的遗骸，这三条线同时推进，把证据链坐实了再动裴宗仁。”
挂了电话之后，江若岚在窗前站了很久。
窗外的义安又飘起了细雨，三月的春雨细密而绵长，打在玻璃上无声无息，只在窗台上留下一片湿痕。
她想起了父亲退休前最后一次穿法袍的样子——那张照片现在还摆在她母亲客厅的茶几上。
父亲站在省高院大楼前，笑得温和而坚定，身上那件法袍是她亲自帮他熨的。
她当时问他，当了这么多年法官，有没有什么遗憾。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她到现在还记得每一个字——
“最遗憾的不是判错了案子，而是有些案子你明知道不对，却什么也做不了。”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但他的女儿还在，还在做他曾经想做但没能做到的事。
专案组根据刘金花提供的线索，在城东工业区一栋废弃厂房的二楼隔间里找到了耿长喜、丁有田等人团伙的临时据点。
隔间里弥漫着浓重的烟味和泡面味，地上到处是空酒瓶、烟头和揉成团的废纸。
墙角堆着几箱没拆封的烧碱和好几大桶工业级强碱溶液，箱子上印着“城东化工”的标签。
赵锐蹲在地上，用手电筒照着其中一瓶强碱溶液，瓶盖内侧有少量干涸的结晶，结晶的形态和颜色与宋宝根面部残留的化学物质完全一致。
物证组的警员从枕头下、床底和墙角搜集到了包括丁有田、耿长喜在内的多项个人物品。
最关键的发现来自一个被塞在墙角缝隙里的黑色垃圾袋，袋子里装着一件沾满化学灼烧痕迹的深色工装夹克，夹克左侧衣领处缺了一小块布料。
老郑把那片从宋宝根掌心里取出的灰色布料残片和这件夹克的缺口做了拼接比对——边缘完全吻合。
“宋宝根临死前从凶手的衣服上咬下来的。丁有田把这件衣服藏在这里，还没来得及烧。
他出狱不到一个月，杀了至少一个人，参与了至少两起暴力伤害。他的左耳残缺——根据刘金花的描述，是在狱中被咬掉的——正好和宋宝根临死前咬下凶手衣服的行为互相印证。”
陆铮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另外，我们在床底下还搜出了一个旅行袋。袋子里装着三把管制刀具、一根带血的棒球棍、一副手铐，还有几包分装好的冰毒。
这帮人不光搞废品，什么都想沾。丁有田、耿长喜、马彪、罗大勇，这四个人的野心远不止废品站。他们想重建一个缩小版的丰茂——
先从废品行当入手，然后用暴力往物流、建材、娱乐、毒品这些领域渗透。他们的运作方式和沈望山如出一辙：
先用暴力整合废品收购的上下游，把城东所有散户都控制在手里；然后用垄断利润收买基层执法人员，逐步将废品回收行业的灰色地带变成他们自已的地盘；
等稳固了废品行当之后，再往其他领域扩张。他们缺的只是一个足够大的保护伞——而裴宗仁这种级别的保护伞，正好可以填补聂世昌留下的空缺。”
专案组连夜将搜查到的所有物证送检。
物证组的警员在省厅技术中心的协助下，对丁有田夹克上的化学残留物进行了光谱分析，结果与宋宝根面部提取的烧碱残留物成分一致。
夹克上还提取到了宋宝根的DNA——主要集中在衣领缺失部位的边缘，应该是被咬下布料时唾液沾染所致。
这些物证结合刘金花的证词、老冯的中间人供述和耿长喜的字迹，已经足以锁定丁有田为宋宝根案的主要执行人。
至于马彪和罗大勇，他们的角色也在后续的审讯和物证分析中逐渐清晰。
马彪是团伙的后勤和司机，每次作案都由他开着一辆套牌面包车接送同伙，同时在车上望风。
罗大勇是耿长喜的同监狱友，出狱后主要负责“业务拓展”——说白了就是上门收保护费。
专案组在排查城东废品站的过程中陆续找到了多名受害者，其中有三个废品站老板指认罗大勇曾对他们进行威胁和殴打，手法和丁有田如出一辙。
但丁有田逃得比所有人都快。
专案组通过技侦手段定位到他的手机信号最后出现在石桥县境内，随即在石桥全境发布通缉令。
石桥县公安局的民警根据线索在矿山废弃的工棚区排查了两天两夜，最终在一处坍塌了大半的工棚里发现了丁有田丢弃的背包和衣物，人已经不见了。
四天后，耿长喜在审讯中松口了。
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专案组把从废弃厂房隔间里搜到的那几包冰毒放在了他面前。
根据刑法规定，贩卖或持有冰毒五十克以上就可以判处死刑——那几包冰毒的总重量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
他盯着那包冰毒看了很久，然后开口了。他的声音比之前更沙哑，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砂纸上来回磨过的：
“丁有田有个姐姐，在石桥县青石铺村。她嫁了个农民，男人常年在外打工，她自已带两个孩子。
丁有田每次在外面惹了事，都往他姐那里躲。他姐不敢不收他——丁有田以前跟赵彪的时候就威胁过他姐，说如果不帮他，就把她男人的腿打断。
你们要找他，去青石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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