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晓东在第二天从外地飞回省城时被早已守候的便衣民警抓获，几乎在同一时间，方敏名下最后两个未被冻结的账户被依法查封。
至此，这个以裴宗仁父子为核心、以耿长喜、丁有田等人为暴力执行层的犯罪组织被彻底摧毁。
从沈望山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后一条保护伞根系，在义安城东那片被挖得千疮百孔的废弃化工厂后院，被连根拔起……
裴宗仁被带进省纪委留置室的那天，省城下了一场这个春天最大的雨。
雨水从清晨开始往下泼，到了中午也没有停的意思，整座城市被浇得灰蒙蒙的，街道上的积水漫过了路牙子，下水道里翻涌出刺鼻的腥味。
留置室在省纪委办案点三楼走廊尽头，房间不大，大约十二三个平方，墙壁是浅灰色的，窗户上装着防盗栏杆，玻璃外面蒙了一层细密的雨水，把窗外的景色模糊成一片晃动的灰绿。
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和一个固定在墙上的挂钟。挂钟的秒针走得很慢，每一下滴答声都像一颗小石子掉进深井里，等很久才能听到回声。
裴宗仁坐在靠墙的那把椅子上，腰背挺得笔直。
六十七岁的人，头发已经全白了，但梳得一丝不苟，额前几缕白发被雨水打湿了，贴在额角上，他也不去拨。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袖口有些磨损的痕迹，但洗得很干净，熨得没有一丝褶皱。
他的双手平放在膝盖上，手指修长而干燥，指节因为年老而微微变形，但指甲剪得很短很整齐。
这双手曾经在省高院的审判席上翻过无数本案卷，写过无数份判决书，敲过无数次法槌，也在一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上签过至少十个“P”字。
江若岚坐在他对面，面前放着一杯没有冒热气的白开水。
她没有带案卷，没有带笔记本，只带了那本从废弃化工厂后院挖出来的黑色笔记本。
笔记本被装在一个透明证物袋里，放在桌子正中央，封皮上的泥土已经被清理干净了，“SL系列处理记录”几个字在留置室惨白的灯光下格外刺目。
省纪委的两位同志坐在靠墙的位置，面前摊着笔录纸和录音设备，目光在裴宗仁和笔记本之间来回移动。
这是江若岚第一次以专案组组长的身份和裴宗仁面对面坐着。
在这之前，她见过他两次——一次是在她父亲的葬礼上，一次是在省高院举办的一次离退休干部座谈会上。
那两次见面，裴宗仁都穿着得体，说话温和，笑起来眼角堆满细密的皱纹，像一个慈祥的长辈。
她记得他在葬礼上握着她母亲的手，说“江院长是好法官，我们这一辈人都敬重他”。
她母亲含着泪点头，她在旁边站着，什么也没说。
那时候她刚进省厅刑侦总队没几年，还不太懂那些老法官们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只觉得裴宗仁那双眼睛在温和的笑容下面藏着一种她读不懂的东西。
现在她读懂了。那是一种持续了几十年的、深入骨髓的警惕——一个被罪恶浸透的人，在任何场合都会本能地观察、评估、防备。
“裴庭长，”江若岚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在这间狭小的留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一九九八年城东棚户区拆迁中第一个被打死的钉子户，被告人是沈望山和唐远清，你是主审法官。那个案子的判决书我今天早上又看了一遍。
你当庭宣判两人无罪，理由是证据不足。但那份判决书里有一个细节——你采纳了一份证人证言，证人叫孙广利。”
裴宗仁的眼皮微微动了一下，但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的手依然平放在膝盖上，手指纹丝不动。
“孙广利，当年城东摩托车修理铺的修车师傅。他在一九九八年那个案子里作证说，案发当晚沈望山和唐远清在他铺子里修摩托车，有不在场证明。
他的证词是那桩命案最终被判无罪的关键证据。但十三年后，二零一一年，同一个孙广利，在青石铺后山目击了唐远清埋尸的过程。
他当时没有声张，把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又烂了十三年。直到沈望山案发之后，唐远清怕他开口，把他约出来在青龙河边杀害了。
孙广利死之前，手指被唐远清用钳子夹断了，和当年孟昭阳被沈望山用钳子夹断手指的折磨方式一模一样。”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目光平视着裴宗仁的眼睛：“一个修摩托车的人，在一九九八年替沈望山做了伪证，让一个杀人犯逃脱了法律制裁。
十三年后，他被同一个杀人犯的团伙灭了口。这中间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有没有找过你？他做伪证是被逼的，还是自愿的？”
裴宗仁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雨声透过玻璃传进来，和挂钟的滴答声混在一起，把沉默拉得很长。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平稳而低沉，像是在陈述一份早已归档多年的案卷：
“一九九八年那个案子，我是依法审理的。当时的证据确实不足以支持故意伤害罪的指控，控方提供的现场目击证人前后证词不一致，物证链存在断裂，被告人有不在场证明。
按照当时的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我做出无罪判决是合法的。至于孙广利后来的遭遇，我很遗憾，但那与我审理的案子没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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