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签的是谁？”
江若岚问。
裴宗仁的手指停住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用一种极其克制但微微发颤的声音开口：“周正。那个年轻警察，周正。
我签了字，但签之前我犹豫了整整两天。我知道他是警察，知道他也有父母、有前途、有还没有实现的理想。
聂世昌来找我谈了好几次，反复告诉我周正已经掌握了太多关键信息，不除掉他就会危及整个专案组的安全——
这里的‘专案组’不是你们的专案组，是丰茂当时在省厅内部运作的一条反侦查防线。
我最后签字不是因为我想让周正死，而是因为我怕我不签字，下一个被处理的人就是我。
我当时想，反正唐远清手下的人命已经够多了，多一个少一个有什么区别？
但签完之后，我在书房里坐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我把书架最上面那排法律书重新摆了一遍——我已经很久没有翻过那些书了。
我对自已说，这是最后一次。但我知道，如果聂世昌再拿着一份新的处理报告站在我书房门口，我还是会签。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是在维护沈望山的利益了，我是在维护我自已。每一次签下‘P’字，我就多一份罪证在我身上。
签得越多，我跟沈望山绑得越紧，就越不可能回头。”
留置室里安静了片刻。
然后江若岚开口了，她的声音里没有愤怒，没有鄙夷，只有一种超越了个案本身的、冷峻的洞察。
她看着裴宗仁的眼睛，语气平淡但每个字都精准地切入了他刚才那段长篇独白的核心破绽：
“裴庭长，你刚才那段话说得很动情。你说是体制欠你的，沈望山给了你体制没有给你的东西，所以你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你说你每次签字的时候都觉得这是最后一次，你说你犹豫过、挣扎过、一个人在书房里坐一整夜。这些情绪也许都是真的——你确实挣扎过。你确实为自已的堕落痛苦过。
你甚至可能真的在书架前把那些法律书重新摆了一遍，摸了那些落满灰的精装书脊，在心里对自已说‘我原本可以是一个干净的人’。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痛苦，不是因为你做了坏事。你痛苦，是因为你始终相信自已是一个好人。一个好人偶然做了坏事，当然痛苦。
但一个法官坐在审判席上敲下法槌宣判杀人犯无罪的时候，他想的不是他正在摧毁一个受害者的家庭，他想的是他儿子留学的生活费有着落了。这叫什么好人？这叫伪善。”
裴宗仁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偏过头去，看着窗外模糊的雨幕，喉结上下滚动着，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嗓子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裴庭长，”江若岚继续往下说，重新恢复了一贯平稳而锋利的节奏，“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不是让你认罪——你的罪证已经固定了，不需要你认。是让你把剩下六个铁桶的埋藏地点说出来。
你也是父亲，我父亲也是法官，我们都在法院大院里长大，我们都不容易。但有一点不一样——我父亲到死都是干净的。
他每次穿上法袍都会把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大夏天开庭热得衬衫湿透也不解开，他说法官坐在审判席上，每一颗扣子都代表着法律的尊严。
他可能没有你才华横溢，没有你左右逢源，但他死的时候，他的女儿可以堂堂正正站在他的墓碑前，告诉他那些坏人一个都没跑掉。
你有女儿，你女儿裴晓雯在国外留学的学费是沈望山出的，她回国的公司注册资金是中源投打进来的，她现在正在隔壁接受专案组询问，你让她以后怎么站在你的墓碑前？
你去世之后，她用什么语气跟你的孙子讲你的事？说爷爷是省高院最年轻有为的庭长，还是说爷爷是个贪污腐败、包庇黑社会、手上沾着几十条人命的罪犯？”
裴宗仁闭上了眼睛。
他的嘴唇在微微发抖，放在膝盖上的双手不自觉地握紧了，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过了很长时间，他睁开眼睛，用一种极其疲惫的、仿佛老了十岁的声音说：“石桥县，陈家沟矿区，三号竖井，井下大约八十米的一个废弃巷道里。
SL-01到SL-06的六个人，都埋在同一个巷道里。不是铁桶——巷道口被炸塌了，用水泥封死了，你们要挖开需要工程队和爆破设备。
那里还有一份完整的总账，记录了沈望山从一九九八年到二零一三年所有被处决者的姓名、编号和执行日期。
我把它装在一个不锈钢防水箱里，埋在了巷道口的第三块支撑柱下面。”
“SL-04是谁？”
江若岚问。
裴宗仁看了她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在看一个他既敬佩又畏惧的人。
他缓缓吐出一个名字，这个名字让留置室里的空气骤然凝固：“王远山。他是你们省厅的人。”
江若岚瞳孔收缩了一下。
王远山——这个名字她听说过。周沛跟她提过一次，在她刚到义安不久的时候。
王远山是省厅刑侦总队的一名老侦查员，二零零九年在外出执行任务途中失踪，此后再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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