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梧桐树的影子在桌面上轻轻晃动，江若岚把笔落下，写了一行字：
“扫黑除恶不是一场运动，是这座城市从一场长达三十年的噩梦中醒过来的过程。有人已经醒了，有人还在装睡，有人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但天总会亮的。”
她合上笔记本，把它放进抽屉里。
那本笔记本已经写满了大半，封面的边角磨得起了毛边，和两年前她刚到义安时那本崭新的笔记本相比，它身上多了很多痕迹——茶渍、雨渍、手指上的汗渍，还有一些她自已都记不清是在哪个案发现场沾上的泥点子。
但它还在继续被写下去，就像这座城市还在继续往前走。
窗外的梧桐树叶沙沙作响，有孩子们在放学路上的笑声传过来，清脆而响亮。
义安的春天来了。
义安的春天来得迟，走得也快。
四月末的梧桐絮飘了没几天，五月的太阳就开始毒辣起来，晒得市局大院的水泥地面泛着一层白晃晃的光。
江若岚办公室的空调坏了三天，后勤那边说零件要等厂家发货，她也没催，就开着窗户吹电扇，风把桌上的文件吹得哗哗响，她用镇纸压住，继续批。
手头的案卷是城北派出所报上来的系列盗窃案，辖区里有好几个小区连续被偷了电动车电池，作案手法一致，时间集中在凌晨两三点，监控拍到的嫌疑人戴着头盔和口罩，看不清脸。
这类案子在义安不算大案，但涉及的老百姓多，江若岚专门批了一行字让陆铮盯紧，说这种侵财类案件破不了会严重影响群众对公安的信任。
她刚把案卷合上，座机就响了。
电话那头是陆铮，声音压得很低：
“江局长，城东派出所刚报上来一个案子。城东老城区那片刚改建的安置房小区——就是沈望山时代留下的那片烂尾楼改建的——有个女租户被人发现死在出租屋里。报案的是她男朋友，说昨天下班回来发现门反锁着，敲了半天没人应，找房东拿了备用钥匙开门，看到他女朋友死在客厅地上。老方已经带人过去了，说是现场有点邪门。”
“怎么个邪门法？”
陆铮沉默了几秒，似乎在斟酌措辞，然后说了一句让江若岚心里一沉的话：
“死者被一根绳子吊在客厅的吊扇挂钩上，但法医说死因不是缢死，是窒息。脖子上的勒痕是死后才形成的。而且——她的双手被反绑着，手指缝里被人塞满了东西。”
“什么东西？”
“钱。一百块的，每根手指缝里夹一张。十根手指，正好十张，一千块钱。”
江若岚把手里的笔放下了。
在义安办了两年多案子，她见过各种离奇的现场——被烧碱浇烂的脸、被保鲜膜裹住的头、被铁桶焊死的尸体，但手指缝里塞钱这种细节，她还是头一次遇到。
这已经超出了普通的命案范畴，不是在掩盖罪证，而是在传递某种信息——一种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对死者的羞辱和对所有看到这个现场的人的宣告。
她拿起警帽大步走出办公室，外面的阳光刺得她眯了一下眼睛。
停车场里陆铮已经把车发动了，空调开到最大，冷风呼呼地吹，但他额头上的汗还是没干。
江若岚坐进副驾驶，陆铮一边打方向盘一边继续汇报：
“死者叫蒋小云，二十六岁，义安本地人，在城东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当销售。房子是三个月前租的，安置房小区，住户大多是原来城东老城区的回迁户，人员构成比较复杂。
她男朋友叫郑旭，在义安银行城东支行当柜员，和蒋小云谈了大概一年恋爱，两人本来打算今年十一结婚。他说蒋小云性格开朗，跟同事邻居关系都很好，没有仇人，也没有经济纠纷。”
“吊扇挂钩能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吗？”
江若岚问。
“不能。老方说那个吊扇是老式的铁钩，打在天花板上的膨胀螺栓里，承重最多十来公斤。死者被吊上去的时候人已经死了，或者至少是昏迷状态。老方说绳子勒进脖子里的深度很浅，没有缢死典型的面部淤血和眼球突出，绳索是绕在脖子上的，凶手把人吊上去不是为了杀人，是为了展示。”
展示。
这个用词和江若岚心里的判断完全一致。
凶手杀了人之后，把死者绑起来，吊上去，然后往手指缝里塞钱。他不是在做犯罪现场，他是在布置一个舞台。死者是道具，绳索是装置，那十张钞票是台词。他在对谁说？警察？死者家属？还是整个社会？
车子穿过城东新修的柏油路，拐进了一片崭新的安置房小区。
小区的楼都是统一的米黄色外墙，六层高，没有电梯，楼下种着刚移栽不久的香樟树苗，树干还用木棍撑着。
绿化带里有几个老人在乘凉，看到警车开进来，纷纷站起来张望。
案发的楼栋是五号楼，单元门口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几个城东派出所的民警守在门口，方所长站在楼道口抽烟，看到江若岚和陆铮走过来，掐灭了烟头迎上去。
方所长在这个派出所当了十几年所长，各种命案见过不少，但这次他脸上的表情比往常更加沉重。
他一边领着江若岚上楼一边说：
“江局长，这案子透着一股不对劲。蒋小云这女孩我让人查了一下，背景干净得跟白纸一样——没有前科，没有借贷纠纷，没有感情纠葛，同事邻居对她评价都很好。
她男朋友说她生活规律，两点一线，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偶尔跟朋友逛逛街吃吃饭。这种人被人杀了，还被人用这种方式羞辱，要么是凶手找错了人，要么是她无意中触碰了什么不该碰的东西。”
“比如？”
方所长没有回答，只是把出租屋的门推开，示意江若岚自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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