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名构成了顾正宏在省城经营多年的关系网络，而侯振邦就是这张网络的守门人。
在正宏地产的人事档案里，赵锐还找到了一份关于侯振邦薪酬的内部文件。
文件显示，侯振邦从二零一四年开始担任正宏地产的高级安全顾问，年薪高达八十万元，另外每年还有不低于二十万元的“绩效奖金”。
他在公司内部拥有独立的办公室和一名专职助理，可以随时调阅公司所有项目的安保资料，有权直接向董事长汇报。
对于一个退休的刑侦副总队长来说，这份薪酬和工作权限远远超出了正常退休返聘的范畴。
而他在公司内部审批过的每一笔安保经费、每一份突发事件处理方案，都留下了详细的书面记录。
这些记录中有一份题为“关于妥善处理何秋兰家属申诉事宜的建议”，日期是二零一五年八月——何秋兰坠楼案定性之后不到两周。
建议书中详细列出了应对何秋生上访的“信息沟通策略”，包括“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统一对外口径”“依法依规做好解释工作”等措辞。
这份文件最后附了一行手写的批注，字迹沉稳有力，是侯振邦本人的笔迹——“已按此方案处理。后续如有新的上访动向，请及时更新。”
下方是顾正宏的签名。
江若岚把这份建议书的复印件单独抽出来，放进专案组的证据夹里。
侯振邦在电话里对孙建国说的那些话——希望尽快出结论、不要让家属反复被折磨——和这份建议书里“统一对外口径”“依法依规做好解释工作”的措辞形成了完整的闭环。
他不是简单地打了一个电话，他是在执行一套精心设计的掩盖策略。
这套策略的核心就是在事发后第一时间把案件定性为意外，然后把所有质疑的声音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一一消解。
但这张网上有一个漏洞——当年那个保洁员，周秀英，六十一岁，仍然健在，就住在省城城东棚户区的一间老平房里。
江若岚和陆铮找到她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多，夕阳斜斜地照在那条窄巷子里，晾衣绳上挂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巷子深处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
周秀英正好在门口择菜，抬头看到两个穿警服的人走过来，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菜叶子掉在地上。
她的眼睛不大，但眼神很警觉，那种底层劳动妇女特有的警觉——见惯了各种上门找麻烦的人，对任何外来者都本能地竖起一道无形的屏障。
“你们又来找我干什么？八年前的事我说了多少遍了，我什么都没看到。”
周秀英把菜往盆里一扔，转身就往屋里走，动作快得不像一个六十一岁的老人。
陆铮一个箭步上去拦住了她，语气很客气但态度很坚定：
“周阿姨，我们是义安来的，不是省城这边的，跟当年找您做笔录的那些人不是一起的。我们只想跟您聊聊何秋兰的事。
她哥哥何秋生已经因为刺杀顾正宏被抓了，现在省厅重新启动了复查程序。您当年听到的争吵声，可能就是这个案子的关键。”
周秀英站在门槛上，沉默了很久。
夕阳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她脸上的皱纹在光线下显得格外深刻。
然后她转过身，用一种跟刚才完全不同的语气说了一句让江若岚心头一震的话：
“进来吧，我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何秋生被抓的新闻，那天晚上一夜没睡着，我就知道，那件事迟早要翻出来的。”
周秀英的家是一间只有十来平方米的老平房，里面的摆设很简陋，但收拾得很干净。
墙上挂着一台老旧的液晶电视，电视柜上摆着一张她抱着孙子的照片。
她搬了两张塑料凳子让江若岚和陆铮坐下，自已坐在床沿上，两只手交握着放在膝盖上，低着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那天下午，大概三点多钟不到四点，我在六号楼下面的草坪上修剪绿化带。那栋楼是楼王位置，阳台朝南，站在楼下能把整栋楼看得清清楚楚。
我正低头干活的时候，突然听到十八楼那边传来一男一女的吵架声。女的声音很尖，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一直在喊‘你别过来’‘放开我’。
男的声音比较低，我听不太清，但语气特别凶。吵了大概两分钟，声音忽然停了，然后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人掉下来了。”
她说到这里停住了，用手背擦了擦眼角，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把那股堵在胸口的气压下去，然后才继续往下说。
“我扔下修剪机就跑过去，她仰面躺在草坪上，穿着一身红色连衣裙，赤着脚，头发散开，身下全是血。我吓坏了，赶紧打了报警电话。
后来警察来了，把我拉到一边问话，我把听到的都说了。第一个给我做笔录的是个年轻小伙子，他写得很认真，我每说一句他就写一句，写完了还念给我听，问我有没有遗漏。
他念到‘听到楼上传来说话声’的时候我还专门纠正他，说不是说话，是争吵，一男一女在争吵。他改过来了，还让我在那一页上按了手印。”
“但现在的正式卷宗里，您的证词被简化成了一句——‘听到坠落声后赶到现场’。从‘听到争吵声和坠落声’变成‘听到坠落声’，中间少了整整一句话。您知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周秀英摇了摇头：
“不知道。那天晚上又来了两个警察，穿得比之前那个正式，说话的语气也不太一样。他们问我下午是怎么回事，我说我都跟前面那个同志说过了，他们说知道，就是再核实一下细节。
他们让我把之前说的重新说一遍，我说了，说到争吵的时候其中一个男的忽然打断了我，问我当时是不是在修剪机旁边，修剪机的噪声很大，你有没有可能听错了。
我说不是噪声，我听得清清楚楚，就是楼上有人吵架。他就笑了一下，说行，这个我们会核实的。后来他们写了一份新的笔录给我签，我老花眼看不太清楚，问他们写的什么。
他们说就是把之前那份抄了一遍，字迹更清楚。我信了，就在上面按了手印。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年轻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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