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关顾问对社会工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由于社会服务本质上只能通过富人的自愿支持才能得以继续，因此，它不得不持续使用宣传来推动自己目标。社会服务的领导者是最早有意识地使用现代意义上的宣传的人。
任何试图改变人们习惯的尝试的大敌都是惯性。文明会受到惯性的限制。
我们对社会关系、经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态度，一直延续了过去的态度，并在传统的力量下继续强化它们。康斯托克[12]将他的传教士式的道德披风扔给了愿意接受的萨姆纳[13]；彭罗斯[14]将他的披风扔给了巴特勒；卡内基将他的披风扔给了施瓦布，等等无穷无尽。抵御这种充满惯性的传统的观念接受方式的方法，就是有意识地引导活跃的公众舆论。过去，公众舆论是由部落首领、国王、宗教领导者制造或改变的。如今，试图影响公众舆论的权利是每个人的。任何人都可以试图说服他人，并代表自己的观点担任领导角色，这是民主的表现之一。
新的思想，新的惯例，一直在努力于现有体系中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社区服务，对抗肺结核和癌症的有组织活动，以及各种旨在消除社会病症和适应性问题的研究活动——这些无私的行动之多，恐怕需要一本很厚的书才能列举完全——如果他们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需要理解公众的思维和群体心理。关于社会服务宣传的文献非常丰富，而且基本原则也很扎实，所以，这里只需要一个例子来展示社会服务宣传的技巧。
有一个社会服务机构决定要对抗私刑、种族隔离和马森-迪克森线[15]以南区域对黑人的公民歧视。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正在进行这场斗争。作为一种策略，他们决定通过一次年度大会来让这个运动引人注目，从而让人们能集中注意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此次大会应在北方、南方、西方还是东方举办？由于目标是对全国产生影响，所以，人们建议该协会在南方举办会议。因为，如宣传者所言，关于南方问题的观点，如果来自南方的区域，会比来自其他任何地方的相同观点都更具权威，尤其是当这个观点与南方的传统观点相冲突时，更是如此。所以，他们最终选择在亚特兰大举办大会。
接下来是吸引各类人士来参加会议，这些人都代表了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观点。同时，他们还寻求各个不同团体领导者的支持。他们向宗教、政治、社会和教育团体的领导人发送电报和信件，询问他们对会议目的的看法。但是，除了全国范围内的这些团体领导者外，从技术角度来看，获取南方，甚至是亚特兰大自己的团体领导者的观点尤为重要，这更有益于向所有公众强调会议的目的。恰好，在亚特兰大有一个他们可以寻求支持的团体——一些勇于提倡增进种族间友好的牧师们，最后，他们找到了这个团体，该团体也同意与大会合作。
这次大会如期进行。活动的整个流程都按照预设的方案进行。在同一个平台上，南方的黑人和白人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会议中不时涌现一些戏剧化的情节。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全国性领导人在理念上和实践上都赞同来自南方的一个浸信会牧师的观点。
如果当时有广播的话，整个国家都可能听到这些演讲，并被其中表达的理念所打动。
不过，全国的公众都在新闻媒体上阅读到了这些话语和观点。这个活动的每个重要环节都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甚至在南方，也获得了对其观点的支持。
而南方媒体的社论，也反映了他们社区的公众舆论。这些社论显示，由于南方领导人的参与，这个议题已经引起了编辑们的兴趣。
此次大会为该协会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使其能够吸引越来越广泛的人群赞同他们的观点。通过向特定的公众群体邮寄报告、信件和其他宣传材料，他们进一步获得了更好的宣传效果。
就实际结果而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许多南方媒体的编辑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是个情感问题，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种观点立刻反映在他们的读者中。进一步的结果当然很难用尺子来衡量。但不管怎么说，这次会议在增强黑人的种族意识和团结方面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私刑的减少很可能就是这次大会以及该协会努力的结果。
许多教会已将付费广告和有组织的宣传作为自己的常规活动。他们设立了教会广告委员会，利用报纸、广告牌以及小册子宣传自己。许多教派都有自己的定期刊物。卫理公会的出版和信息委员会会系统性地向新闻媒体和杂志发布公告和新闻稿。
但从更广义的角度看，社会服务的很多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宣传活动。比如，一场关于保护牙齿的运动，就是试图改变人们刷牙的习惯。一场关于改善公园的运动，就是试图改变人们是否愿意增加税负以购买公园设施的看法。一场针对肺结核的运动，就是试图让所有人都相信肺结核是可以治愈的，如果有了某些症状，人们就应该立即去看医生等等。一场旨在降低婴儿死亡率的运动，就是在努力改变母亲们在喂食、洗浴和照顾婴儿方面的习惯。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社会服务就等同于宣传。
不仅慈善和自发性的服务，即使是那些政府和行政层面的社会服务，也都需要明智的宣传才能实现其效果。哈利·艾尔默·巴恩斯教授在他的书《宾夕法尼亚现代刑事学的演变》中指出，该州在刑事行政改革方面受到了政治因素的阻碍。为了说服立法机关允许使用最佳的科学刑事学方法，就必须形成一种开明的公众舆论。巴恩斯先生指出：“在这种情况出现之前，刑事学的进步注定是零星的、地方性的，且通常是无效的。因此，解决监狱问题的根本就是一个良心问题和让科学公开化。”
社会进步就是对公众的逐步教育和启蒙，让他们能够了解自己面临的即时和远期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