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
9
日，吴晓菁坐飞机到达北京，出了机场，乘地铁去市区，目的地还是德胜门外那个招待所。
春节假期刚结束，北京天气很冷，空气灰霾，根本不是旅游的季节。那一带却如往年一般热闹起来，路上多的是年轻漂亮的面孔，拖着旅行箱，像是加了一层跟周围人不一样的滤镜。
地下室的房间租金也涨了，论天算，五十一晚。她先交了两周的钱，700
元。安顿下来之后，便去附近网吧，上网确认参加四所学校的初试，而后找地方吃饭，再回到房间里，做完一整套软开动作，仰面躺在那张木板搭成的床上，默背初试朗诵的选段。次日清晨早起，再跑去附近公园，练习演唱的曲目。
考试开始之前的那几天，她都是这么过的，只觉一切井井有条，确定无疑。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对的，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也许是因为在校门口听见家长议论：今年是招生小年，去年招
80，今年只有
30
个名额。
又或者是在进入考场的队伍里，听见有人说：别提你演过戏，考官只喜欢底子好的白纸。
以及第一所初试放榜之后，隔壁房间传来的碎语声：只报了大院吧？还不上培训班？那过不了也不奇怪……
总之，两周之后，四所学校陆续放榜完毕，她去了好几次网吧，在忽然而起的网络拥堵中，刷新页面，找自己的名字。
最后一次，甚至都已经没有期望或者失望的感觉了。当时竟又想起那句话，考官喜欢底子好的白纸。好吧，她不是。她只是一张被拙劣地恶作剧般地涂鸦过的，揉皱了展平，再揉皱再展平，如此重复一百遍的废纸。
那天，她离开网吧，没回招待所，漫无目的地走，走完一条路，随便拐个弯，再走上另一条路。最后停下，是因为发现自己竟然走到了高架路上，身边车流呼啸而过，驾车人隔着车窗对她投来诧异的一瞥。
她却没什么反应，转身挨着栏杆，在那里站了很久，望着下面的街道、建筑、来来往往的人和车，想到很远很远的事，甚至远到她出生之前。
父母原本都是工人，凭一点文艺特长进了文化宫的职工剧团。母亲跳舞，父亲吹萨克斯风。团里演出，或者办交谊舞会，总是他俩搭档，一来二去认识了，睡到一起，有了孩子，又结了婚。
九几年，父亲出国。当时她还不记事，后来听人家讲，仿佛是因为一个女人，总归是因为一个女人。
也是在那几年，上面的拨款没有了，文化宫越来越没落。有本事的人渐渐走光，剩下的开始办培训班，教跳舞，教乐器，但也都不是什么科班出身的老师，只能赚点小钱。
母亲吴绮从前自己跳舞，后来教别人跳舞，没学生的时候又学了化妆，到处接些零碎工作，演艺这个行当里的人也认得几个，总觉得自己算是有些门路的，踮踮脚就能把女儿托上去。
于是，有机会就塞她去拍广告，各种剧里跑龙套，还有文艺晚会上的演出。
演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知道台下领导穿大衣羽绒服，演出的孩子穿吊带薄纱裙，软底舞鞋，甚至光着脚。会场总是很大，舞台上几乎没有空调。耀目的灯光照下来，倒是也不觉得冷。每个孩子都努力笑得很甜，希冀摄像机镜头扫到她们的时候能多停留一秒钟。
但总是差一点，永远差那么一点。
9
岁，她开始学拉丁。
因为练习、比赛、考试，她上学总请假，甚至连班上同学的名字都叫不全。学校老师看不惯，认为不该让孩子荒废学业，而且还是跳这种性暗示明显的舞蹈。
其实，吴绮让她学拉丁，只是因为自己就能教。
每一天，每一夜，练功房里，她在前面跳，母亲在后面演示。整面墙的镜子，照出一大一小那么相似的两个人。
便携式音箱传出舞曲，旁边就是节拍器，一下，一下，一下，把旋律分割成无数碎块，彼此之间似乎毫无关系。
她甚至可以看见那座音乐的塔，正被一把隐形的刀切开。刀刃锋利，如若无物。塔的结构忽然变得松散，破裂，跌落，四散，消失。
10
岁到
12
岁，母亲送她参加了三年小艺考。从上舞到南艺，再到北舞附中，她都考过。
第一次坐飞机，就是从上海到北京。
吴绮对她说：“机票多少钱你知道吗？”
她很自觉地答非所问：“我一定好好考。”
但总是差一点，永远差那么一点。
那时，她身高
155，体重
69
斤。吴绮觉得要减到
65
斤，严格控制她的饮食。
有个一起学舞的女孩带了黄岩蜜橘，分给她一只，两人躲楼道里偷偷地吃。
吴绮发现，只把她痛骂了一顿，说她又馋又蠢，不知道谁对她好，谁又想害她。
那女孩也在旁边，虽然还是小孩子，也已经懂得听话听音，后来再也没跟她一起玩过，遇到了最多远远看一眼，对她笑笑，便和其他孩子一起走开了。
那时，吴绮会把她打扮成公主的模样，满眼爱意地看着她，说：我的宝贝最漂亮。
也会抓着她的手臂，拼命摇晃她，对她嘶吼：你怎么不去死，为什么不死啊？！
那时，她练得越多，越记不得下一个动作，有时甚至会完全忘记自己在做什么。
唯一记得的只有考试的要求。
国标专业的软开跟中国舞以及芭蕾是一样的，另外还需要准备拉丁舞和摩登舞各一支。
所有考生都穿最基本的连体舞衣，看起来跟游泳衣差不多，光脚不穿舞鞋，站在考官老师面前，三点、五点方向转身展示，然后坐下绷脚，体前屈，横叉，竖叉，卷腰，下腰……
上了考场，她浑身发冷，亮相的时候短暂保持不动，手指便会颤抖。
于是，总是差一点，永远差那么一点。
再后来，大约是因为失望，也没有钱继续供她艺考，吴绮突然彻底放弃了跳舞这回事，不让她跳了，自己也不跳了。
整个人一下子显出老态，没了那种身段和功架，开始用更实惠的姿势站着，坐着，走着，躺着，不再顾忌好不好看，只以省劲儿为目标。
这下反倒好了，两个人都觉得轻松。她在一个又一个剧组里讨生活，也可以变成一个又一个别人，今天是教室里听课的民国女学生，明天是元宵节看灯的宋朝妇人。真正的演员距离她近在咫尺，有时她甚至可以站在她们的位置上，等待调整机位或者打光。
但还是差一点，永远差那么一点。
……
接到言谨的电话，夜已经深了，黑暗滤去所有细节，城市仍旧璀璨，只一盏路灯照着她。
“你还在北京吗？”电话那边问。
“嗯。”她回答。
“我也是，”那边又说，“刚下飞机，过来做那个盗播的案子。警方说是确认了
2000
万的非法收入，但是侵权作品有
5000
多部，这平均下来每部才
4000
块钱啊！组里还接了跨国的盗播案子，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结果只有越南那边的合作律所掉链子。办完这里的事，我可能还得去趟越南。这回打算跟我妈说去的是香港，哈哈哈……”
气息里带着点喘，听得出来是边走边说的。
“我没考过。”她终于开口。
那边静了静，才道：“没关系的。”
“我不想再试了。”她又说。
“没关系的。”那边重复。
“但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那就等你知道了再决定。”
“可我已经
22
岁了。”
“22
是有多大？”
她站在风里，任由眼泪落下，风吹得脸颊冰凉。
“一起吃个宵夜呗？”她控制住声音，提议。
“好啊！”那边回答。
【26】
两人在言谨住的酒店碰头，买了啤酒和肯德基带进房间。
言谨每次坐飞机都会很饿，说是巡航高度大气压的原因，此时脱掉大衣，扔下行李，把食物堆在桌上，盘腿坐办公椅里吃起来。
吴晓菁看着她笑，窝进窗边沙发，跟她说校考的事。
四个学校，四场考试，各考了些什么，她都说了，但也只是这一些而已。
“……只是几分钟，他们根本来不及了解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言谨看着她安慰，想说失败只是偶然。
吴晓菁笑，摇摇头，还是不行，她没法跟人聊这个，扯开话题问：“你呢，为什么要去越南？”
言谨叹气，简直感觉手里的炸鸡都不香了，开了一听啤酒，开始吐槽。
她要去越南，是因为一次维权行动。
那几年，很多中国电视剧在海外被盗播，DVD
版画质，中文对白，再配上当地语言的字幕。
按照每年国际影视节目展上的成交价格，一集国产剧的海外版权不过
5000
美元左右，甚至低于在国内电视台播出的收入。要是打官司，索赔金额基本也是按照购买价格计算的，单部来看，收益不可能覆盖成本。
这一次，显然也是借了添视案的势头，几家影视公司决定发起集体维权。目的不只为了索赔，主要还是看重未来的市场，不想把海外版权这块蛋糕丢掉，毕竟每年各国总和起来，这一块的损失数以亿计。
于是，传媒娱乐组按地区逐个收集证据，分析案情，最后采取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委托当地律师发起诉讼，有的只能是外交层面的沟通，至于东南亚几国，又是另一种情况。
涉及盗播的电视频道基本都是面向当地华裔观众的，背后传媒公司的老板也都是华人。
比如越南的这一家，根据初步调查，几个股东还是中国籍身份，只是以跨境投资的形式在那边设立公司，甚至经常往返两边做着其他生意。而且，中国和越南同为《海牙送达公约》和《海牙取证公约》的缔约国，也就是说有判决互相承认与执行的双边条约，中国法院的判决在越南同样能够得到执行。综合考虑之下，最佳选择还是在中国起诉，诉讼成本低，结果更加可控。
案子由庄明亮主办，言谨协办，也是她负责跟东南亚那边的律所沟通。
起初在“永不为奴”群里说起，还颇受羡慕，实习期里就能遇上这种开创性的案例，而且还是一遇好几个。
结果却是开创性地令人秃头。
事情卡在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上——被告方的主体资格认证。
在中国法院起诉境外公司，需要向法院证明那个侵权公司确实存在，正常注册，信息明确。
一般情况下，这只是个事务性的操作，请个律师，到相关政府部门查册调档，拿到该公司的注册信息、存续证明、银行资信之类，办理公证，再到驻当地的中国使领馆认证。
至呈在越南有合作律所，本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事情委托过去，得到的回复却是办不下来。当地政府表示，必须征得企业同意，他们才能出这个证明。
“啊？”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庄明亮愣了半晌，而后笑出来，说，“这是要我们过去跟他们打招呼，报意思，我想在中国起诉您呢，现在需要办理一个主体资格认证，您配合下给出个同意书呗？人家是傻还是怎么的，会同意这个？那只要他不同意，我就不能告他，这不第
22
条军规吗？”
越南那边的经办律师是个三十几岁的男人，姓当地大姓，阮。
阮律师留过学，英文流利，履历漂亮，但主要业务是跨境投资和进出口贸易项目，整整
FDI、ODI、37
号文什么的。
再加上涉案公司在南部的胡志明市，而阮律师的律所在北部的河内，两地监管政策和实际操作都有不同。他自己其实也不是很了解，几次给出的法律意见就跟外行在网上搜了现学现卖的差不多。
当时也还没有中国律所过去设分所，只有广西、云南一带有些律师会在那里做边境贸易纠纷，基本也都是调解结案，不会走到诉讼这一步。一时间想要另外再找，只有谷歌上再搜一个，更加不知根底。
“还是得过去个人，”庄明亮想了半天，然后指着蔡天寻，“我有案子开庭，英语口语也不大行，到那里全靠翻译了，小蔡你去。”
蔡天寻为难，说：“我也有案子啊……”
于是还是言谨自觉举手，说：“我去吧。”
庄明亮转头过来看她，一句“你一个女的”，或者“拿实习证的人不要乱讲话”，仿佛已在嘴边。
言谨也看着他，笑说：“河内，胡志明市，一个是首都，一个是第一大城市。我过去直接联系的也是律所，里面都是律师，男的女的都有，没必要搞那么恐怖吧？”
如果要派个人过去，她确实最合适。
案子是她协办，前期也都是她直接跟阮律师联系，她最清楚情况。
庄明亮当时没再说什么，应该已经跟周其野汇报，只等老板的决定。
有些话在办公室里不太好说，这时候在酒店房间里，又喝到微醺，言谨才敞开了吐槽：“早就框定的报价和工作范围，动不动就说加钱，进度又一点看不见，响应速度完全达不到中国这边的要求。总是客户来问，我再去催他们。
“还说当地也有美国白鞋所的分所，关键是客户出多少钱。又在鄙视我们没钱！而且这种事，白鞋所就能管用吗？
“本来觉得当地律师至少可以起个沟通的作用，结果哈哈，你知道吗？胡志明市和河内一南一北，政策不一样，方言也不一样。那个律师跟那边的政府机关沟通，自己还得另外再找个南方人翻译……”
吴晓菁啜饮啤酒，看着她揶揄：“虽然不懂，但是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呢。”
言谨却不介意，说：“你不也一样吗？一点、三点、五点方向转身，然后横叉，竖叉，卷腰，下腰，都是个啥？一点不应该是这样的吗？三点是这样……”一边说，一边努力歪着身子，用两条手臂比出时针分针的样子。
这一次，是真的笑了。
吴晓菁看着她，笑到流泪，从沙发里爬出来，光脚站在地毯上，给她展示：“一点就是正前方，二点右斜前方
45
度，三点是右正旁方向，四点右斜后方
45
度，五点是正后方……”
言谨说：“啊晕了晕了。”
吴晓菁直接拉她起来亲身体验，说：“很好记的呀，就是一个房间的四个墙面和四个墙角。”
言谨求饶，说：“你别转我了，我真晕了。”
忽然间，一切好像又都好起来，不会浑身发冷，也不会在停止不动的时候颤抖。
忽然间，吴晓菁想起自己唱得最开心的歌，是那首跑调的《海阔天空》，跳得最开心的舞，是那支东昌路小房子里的扭扭舞。
她本不想说唯一，但回忆很久，竟记不起还有其他。
第二天，言谨去至呈所北京办公室，在那里见到周其野。
上午定了要去朝阳分局，谈添视案的进展。出发之前，他叫她进房间聊了聊。
庄明亮显然已经跟他谈了派人去越南的事，他的决定跟言谨判断的一样，组里拢共就这几个人，她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
言谨知道，他不会像庄律师那样说什么“你一个女的”怎样怎样。这也许是他本来的修养，又或者因为在美国律所工作多年，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下意识地注意此类细节，就连女同事的穿着也从来不会评论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