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弗莱堡上了当地的国际学校。
班上有德国小孩、日本小孩、美国小孩，还有一个土耳其女孩跟我一样不太会说德语，我们成了朋友。
妈妈找了一份翻译的工作，不忙，每天接我放学。
周末她带我去湖边走路，冬天湖面会结冰，我们就站在岸上看鸭子踩冰，它们一滑一个屁股蹲，我笑得直不起腰。
妈妈也笑。
眼睛弯弯的。
不是以前那种忍着哭的笑，是真的、从心里冒出来的笑。
心脏的复查每三个月做一次。
赵老师的团队很认真，每次都做很全的检查，指标一直稳定。
他说：“按照目前的趋势，等念念大一些，做一次微创手术就行，风险很小。”
妈妈听到“风险很小”四个字的时候，整个人松了下来。
爸爸偶尔发消息。
最开始是每周一条，后来消息越来越长，从问我的情况到讲他自己的生活。
妈妈有时候回，有时候不回。
我不再看他的消息了。
不是恨他。
是不想了。
我八岁生日那天，妈妈烤了一个蛋糕。
歪歪扭扭的，奶油抹得不平，上面用巧克力酱写着“温时念8岁快乐”。
八根蜡烛。
“来，许愿。”
我闭上眼。
去年的愿望我许的是什么来着？
哦，我记得。
去年许的是“希望爸爸能回来吃蛋糕”。
今年……我睁开眼，一口气吹灭了蜡烛。
“许了什么？”
“不告诉你。说了就不灵了。”
妈妈笑着刮了一下我的鼻子。
其实我许的是，希望妈妈再也不做噩梦了。
窗外，弗莱堡的湖面上有很薄的雾。
太阳正在升起来。
妈妈站在阳台上，端着一杯咖啡，头发被晨风吹起来。
湖面波光粼粼，泛着金色的光芒，一如现在的岁月，崭新又温暖。
我咬了一大口蛋糕，跑到她身边，仰头问：
“妈妈，我们以后每年的生日都在这里过好不好？”
她伸手擦掉我嘴角的奶油。
“好。”
这一次，蜡烛燃到底也没关系。
反正该等的人，已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