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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姓周，叫周建国，认识的人都喊我老周。
我在城中村开了间中医诊所，十平米，门口挂着块木牌子，写着“周氏中医”。墙上挂满了锦旗，都是病人送的。红的黄的，写着“妙手回春”“华佗再世”“仁心仁术”。
他们不知道，那些锦旗是我自己做的。淘宝定做的，二十块钱一面，挑最吉利的词儿。
我更不敢告诉他们，我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我开过的药方，没一张是真的。我卖的那些药粉，其实就是淀粉加止痛片，再掺点维生素，混在一起磨成粉。
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
三年了，我就靠着这个，养活了我自己，养活了我闺女。
我闺女叫萌萌，今年十二岁。三年前查出来的白血病。
诊所开在城中村最深的巷子里，左邻右舍都是做小生意的——卖菜的、修鞋的、炸油条的。我这门脸夹在中间，不显眼，但熟人带熟人，慢慢就有了名声。
我每天八点开门，先给自己泡杯茶，然后把锦旗擦了擦。其实不用擦，但擦一擦显得像那么回事。九点开始来人，大多是头疼脑热，开点感冒药打发走。真正的病人得等，等那些眼神不对劲的——脸色蜡黄，走路打晃，眼里带着那种绝望和渴望掺在一块儿的眼神。
那种眼神我熟。三年前，我在医院走廊里照镜子，就是那个眼神。
我接待病人有一套流程。先号脉，其实我号不出什么，就是把手指搭上去，装模作样闭着眼。然后看舌苔，让他张嘴“啊”一声。最后问病情，问他在大医院查了没有，医生怎么说。问完这一圈，我心里就有数了——是不是绝症，还有多少日子。
如果是绝症，我就说：“你这病，大医院治不了，是因为他们路子不对。中医讲对症，你这就是症对了人不对。”
这话听着玄乎，但病人爱听。他已经走投无路了，需要的就是个希望。哪怕这希望是假的。
然后我开药。我那个药方是从一本古书上抄下来的，叫“扶正抗癌方”。其实那书里写的是调理身体，跟癌症没关系。但没关系，病人不知道。我照方抓药，其实抓的都是些便宜货——黄芪、党参、当归，加上我自己配的药粉。药粉是核心，我提前装在小袋子里，说是“秘方”。
一疗程三千块，吃一个月。我从不加价，也不打折。病人觉得值——大医院一个疗程几万块，我这三千，良心价。
他们不知道，那药粉的成本不到二十块。
第一个病人是老刘，肺癌晚期，医院让回家等死。他儿子带他来的，进门就跪下了：“周大夫，救救我爸！”
我活了四十多年，头一回有人给我下跪。
我赶紧扶起来，心里虚得不行。可看着他儿子那眼神，我又狠了狠心。我闺女还在医院躺着，等着钱救命。我能怎么办？
我给他开了药，收了两千八。他儿子千恩万谢地走了。
一个月后，他儿子又来了，说父亲吃了药精神好多了，能下地走几步了，还要买。
我收下钱，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我知道那不是药的作用，是止痛片让他舒服了点，是心理作用让他觉得有希望。可这话我不能说。我只能说：“继续吃，慢慢就好了。”
老刘后来还来过几次，每次都是他儿子陪着。有一次他拉着我的手，说：“周大夫，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笑了笑，没说话。
三个月后，他儿子来报丧。老刘走了，走之前还说谢谢我。他儿子给我磕了个头，说：“周大夫，你让我爸最后几个月过得好受。谢谢你。”
我把他扶起来，心里堵得慌。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店里坐了很久。墙上的锦旗又多了几面，有一面是老刘儿子送的，写着“仁心仁术”。
我看着那面旗，忽然想起我妈小时候教我的那句话：做人要凭良心。
我的良心在哪儿？
萌萌还在医院躺着，等着下一期化疗的钱。我没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