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妈妈最骄傲的，就是把你跟念念，都教得这么懂事。“
爸爸抓住我的手腕，把我往外拽。
我没回头。
姐姐下葬那天，下了一点小雨。
只有我和爸爸，还有周阿姨。
我们把姐姐埋在城郊的一座小山坡上。
朝南。
爸爸说，让她晒得到太阳。
第二天，林兰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诊断书上写着：分离性身份障碍，持续性创伤后应激，中重度抑郁伴妄想。
医生说，她活在自己构建的叙事里。
她有两个女儿。
姐姐在国外读博。
妹妹在念医。
她是公平的妈妈。
她一碗水端平。
她每个月给姐姐写一封信。
让护士帮她寄。
护士接过来，转身就放进销毁箱。
爸爸辞掉了外派的工作。
他在省城找了一份本地的活。
他每个月去看妈妈一次。
回来从来不跟我提她。
我换了一所学校。
补了一年。
第二年高考。
我没报医学院。
我报了音乐学院的钢琴系。
爸爸签志愿书的时候，手抖了一下。
但是他签了。
他签得很认真。
一年后。
我满十九岁。
那天我没办生日。
我一个人坐高铁回省城。
我去给姐姐扫墓。
省城的春天来得早。
山坡上的草绿了一片。
我远远就看见姐姐的墓。
墓前已经放了一束新鲜的白雏菊。
捆花的丝带是钢琴形状的。
——周阿姨每周都来。
我把书包放下。
从里面拿出一只小音箱。
我点开播放列表。
第一首，肖邦夜曲，作品九第二号。
姐姐生前最爱听的那一首。
我把音量调小。
夜曲的第一个音从音箱里漫出来。
很轻。
像姐姐当年趴在我肩膀上呼出的那口气。
我在墓前坐下来。
我拔了拔墓碑边上的杂草。
我说：“姐。“
“对不起，让你等了一个月才入土。“
“对不起，我用你的死，换了她的崩塌。“
风吹过来。
雏菊的花瓣轻轻颤了一下。
“可是姐。“
“我实在想看一眼。“
“那个最爱说自己一碗水端平的人。“
“知道这碗水里是你的命的时候。“
“是什么表情。“
我从书包里拿出一张便签。
是姐姐最后留给我的。
她藏在我的笔袋里，我火化她那天才发现。
便签上只有一句话——
“念念，替我活着，也替我看着她。“
我把便签放在花束下面。
用一块小石头压住。
夜曲还在放。
远处，城北那栋白色的精神病院，亮着一排排窗。
其中一扇窗后，有人正低头写信。
我看不见她的脸。
但是我知道，那张信纸上，字迹工整。
开头四个字。
迟迟吾儿。
我在墓前坐了很久。
直到夜曲放完。
直到太阳偏过山头。
直到雏菊的影子拉长。
我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草屑。
我对姐姐说：
“姐，我替你看着她了。“
“她每天都在写信。“
“她每天都觉得你还在国外。“
“她每天都觉得自己是个公平的妈妈。“
风又吹过来。
雏菊又颤了一下。
我拿起书包，往山下走。
走到一半我回头。
墓碑安安静静立在那里。
雏菊白得发亮。
我十九岁。
姐姐永远十七。
妈妈永远活在她那个一碗水端平的故事里。
而那碗水里是谁的命，从今往后，只有山上的风、窗后的笔、和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