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十五年，母亲为了教我跳舞，忍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她的每一滴汗水，每一次咬牙切齿的忍耐，都是为了将我托举到她曾经够不到的地方。
现在，轮到我来治愈她了。
离开县城的那天，邻居们都出来送行。
大家都听说我在城里出息了，要带母亲去看腿。
在去机场的出租车上，母亲看着窗外的风景，突然问我。
“岁岁，你说，如果当年我的腿没有断，我们家会是什么样？”
我握紧了她的手。
“没有如果。”
“不管怎样，你都是我心里最伟大的领舞。”
慕尼黑的冬天很冷，但医院病房里的暖气开得很足。
手术持续了整整八个小时。
当医生推开手术室的大门，用英语告诉我“手术非常成功”的那一刻，我蹲在走廊里，泣不成声。
接下来的康复期，是一场比手术更残酷的拉锯战。
为了防止肌肉萎缩和关节粘连，母亲每天必须进行高强度的复健训练。
我看着她在康复器材上疼得冷汗直冒，指甲把把手都抠出了划痕。
“妈，疼就喊出来。”我心疼地拿毛巾给她擦汗。
母亲却咬紧牙关，摇了摇头。
“这算什么疼？比当年钱芳华那一棍子轻多了。”
她看着自己那条逐渐恢复知觉的右腿，眼里闪烁着二十五年来从未有过的光芒。
“岁岁，妈能感觉到，它在慢慢变好。”
在此期间，国内的朋友偶尔会给我发来关于钱家的后续消息。
听说钱芳华在看守所里因为突发脑溢血，彻底成了植物人。
钱穗穗为了还清赞助商的违约金，卖掉了所有的房产和豪车。
现在带着残疾的宋诗晗，挤在一个不到四十平米的出租屋里。
有人看到钱穗穗在一家超市里做保洁，曾经戴满钻石的手，现在长满了冻疮。
而宋诗晗因为受不了落差，整天在家里摔东西撒泼。
他们一家人，将在互相折磨和无尽的悔恨中度过余生。
看到这些消息，我只觉得心里无比的平静。
恶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我和母亲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
半年后，母亲终于扔掉了拐杖。
当她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平稳地走在慕尼黑的街头时，她像个孩子一样笑出了声。
那一天，我们在广场上喂了半个下午的鸽子。
回国后，我正式接手了国家队青训营的主教练工作。
我立下的第一条规矩就是：绝对禁止任何形式的暴力体罚和代偿训练。
我要用科学的方法，培养出真正健康、有灵魂的舞者。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年底。
国家大剧院要举办一场名为《传承》的年终特别展演。
作为总导演，我负责编排整场晚会的压轴节目。
所有人都以为，我会自己上台领舞，以此来稳固我在圈内的地位。
但我拒绝了所有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