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我转身走出了法庭，没有再回头看一眼。
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每个月的1号，我的银行账户会自动向法院指定的账户打入450元。
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探望与联系，他们甚至连我的电话号码都查不到。
我曾通过一些辗转的途径，听说了他们的近况。
瘫痪在床的林建国，因为长期得不到很好的护理，身上长满了褥疮。
张美兰每天捡垃圾卖破烂，勉强维持着两人的呼吸。
在那个夏天闷热如蒸笼、冬天漏风如冰窖的地下室里，他们日夜都在争吵。
林建国咒骂张美兰当年不该把事情做绝，把那个能赚钱的女儿彻底推给了别人。
张美兰则哭喊着如果不是林建国下手太狠，女儿怎么会连家都不回。
他们互相指责，互相折磨，像两只被困在腐肉堆里的蛆虫。
至于他们最疼爱的宝贝儿子林子轩，在逃跑两年后，因为在一个三线城市参与团伙盗窃和入室抢劫，数罪并罚，被判了有期徒刑八年。
从被捕到入狱，林子轩连一个电话都没有给他们打过，仿佛这两个为了他倾家荡产的父母，从不存在一样。
据说，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张美兰在别人丢掉的旧电视机上，偶然看到了省台的一档科教节目。
节目里，我穿着白大褂，正在为一项突破性的科研成果做讲解。
屏幕上的我，自信、从容、闪闪发光，是所有人仰望的焦点。
那一刻，贫病交加的林建国和张美兰，在阴暗的地下室里，看着屏幕里那个耀眼的女儿，终于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他们终于意识到，他们亲手毁掉的，是老林家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希望。
他们倾尽所有去供养的，是一个将他们拖入地狱的吸血鬼。
可是，一切都为时已晚。
西南边陲，某大山深处的小学。
刚下过一场春雨，泥泞的山路并不好走。
我穿着冲锋衣，踩着一脚泥水，走进了那间光线昏暗的土坯房。
角落里，一个穿着单薄旧衣、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正局促不安地绞着手指。
她的眼神像受惊的小鹿，警惕又渴望。
“她家里说，上面还有个哥哥要娶媳妇盖房，下面还有个弟弟要上学，女孩子读完小学认识字就行了，非要让她回家干农活换彩礼。”村长在一旁叹着气解释。
我走到小女孩面前，半蹲下来，平视着她的眼睛。
这双眼睛，我在镜子里看了整整十八年。
充满了对命运的不甘，又被所谓的“苦难”压得无法喘息。
我从包里拿出一份“繁星”基金的资助协议，递到她的手里。
“别怕。”我看着她，轻声却坚定地说道：
“只要你愿意读，一直到大学毕业，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我都会替你出。你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离开这里，站到更高的地方去。”
小女孩愣住了，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协议上，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瞬间点亮了某种名为“希望”的火种。
看着她充满希望的眼睛，我释然地笑了。
我站起身，走到门外。
山里的空气清新而微凉，远处的云雾正在渐渐散去，露出初升的太阳。
我资助这些女孩，不仅仅是做公益，更是一次又一次地，救赎当年那个在阳台上冻得瑟瑟发抖的自己。
路还很长。
我会迎着光，为自己，好好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