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二天一早，江晚拎着一篮水果，去了城南。
陈阿姨住在纺织厂的老家属院，六层红砖楼，楼道里堆着腌菜坛子和旧自行车。三楼东户，门是猪肝红色的老式防盗门，门上贴着一张倒过来的福字——去年春节，周叙踩着她肩膀贴上去的，贴完两个人在楼道里笑得直不起腰，被陈阿姨开门一人敲了一擀面杖。
这些记忆如此具体，具体到她记得擀面杖落在肩上的力度，记得福字右下角卷起来的那个褶。
上楼的时候，她特意在三楼转角停了一下。周叙跟她讲过，他小时候在楼道里拍洋画，拍着拍着磕掉过一颗门牙，就磕在转角的台阶上。她低头看——那级台阶的边缘，果然有一个指甲盖大的豁口，水泥陈旧，边缘被岁月磨圆了。
豁口还在。磕牙的人没了。
她在那级台阶前站了几秒钟，抬手敲门。敲了三下，又三下。
门开了。陈阿姨系着围裙站在门内，头发挽在脑后，看见她，愣了一下，随即露出客气而疑惑的笑：「姑娘，你找谁？」
江晚准备好的所有话，都堵在了喉咙里。
「阿姨，」她听见自己的声音，「我是江晚。小江。上个月我还来给您送过体检卡，您给我装的萝卜干，我上周才吃完。」
陈阿姨脸上的疑惑更深了，但老派人待客的本能让她侧身让了让：「哎……进来坐吧。姑娘，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不记得见过你呀。」
江晚没有进去。她站在门口，目光越过陈阿姨的肩膀，看向屋内——
不对。
全都不对。
她记得这套房子是两室一厅，朝南那间是周叙从小住到大的卧室，里面有一张旧书桌，桌角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叙」字——他十二岁那年拿削铅笔的小刀刻的，被他妈追着打了半条街。可现在，从她站的角度望进去，那面墙是完整的、刷着米黄色墙漆的墙，根本没有门。这是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屋子里的摆设全都对：她陪陈阿姨去挑的那套布艺沙发，窗台上那排她帮忙换盆的多肉，电视柜上那台老式收音机——全都对，唯独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有过一个儿子生活过的痕迹。
没有他的照片，没有他的奖状，没有那个刻了字的书桌。这个家干干净净，只有一个独居老人三十年如一日的、整齐的孤独。
「阿姨，」江晚的嘴唇在抖，她知道自己接下来的问题有多残忍，但她必须问，「您……您有孩子吗？」
陈阿姨怔住了。
楼道里静得能听见楼下谁家电视的声音。过了很久，这位六十岁的老人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被岁月磨平了的、淡淡的怅然：
「我要是有个儿子，也该三十多岁喽。」
「可惜没有。年轻时有过一个，没留住。」她拍了拍围裙，语气平平的，像在说别人家的事，「后来就一直一个人。姑娘，你是不是找错门了？」
江晚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答的。她只记得自己最后说了句「找错了，对不起」，转身要走，又被叫住。陈阿姨从厨房拿出一个玻璃罐，不由分说塞进她怀里：「自家腌的萝卜干，我一个老婆子也吃不完。姑娘你面善，拿着，啊。」
那罐萝卜干沉甸甸的，玻璃罐壁上还带着一点橱柜里的凉气。江晚抱着它下楼，在二楼的缓步台，迎面碰上拄着拐棍上楼的王奶奶。老太太眯眼打量她：「这姑娘面生，找谁呀？」
她还没来得及答，三楼传来陈阿姨的声音：「找错门的，我给了她罐萝卜干。」
「哦——」王奶奶笑了，「这院里就数她一个人，萝卜干腌得比谁都多，吃不完，见人就塞。」
一个人。见人就塞。
江晚忽然明白了那坛萝卜干的分量。这个世界里，没有儿子的母亲依然每年腌很多萝卜干，多到吃不完，多到要塞给「面善的姑娘」——习惯还在，只是找不到习惯的主人。她抱着那罐萝卜干，像抱着一件出土文物：上周，微信里那个说要给她「留一坛」的人，和眼前这个说她「面善」的人，是同一个人；上周她喊「阿姨」，这周她成了「面善的姑娘」。
她在家属院里站了很久，回头看三楼的窗户。窗台上，那排多肉在太阳底下长得很好，绿油油的，肥嘟嘟的——那是去年秋天，她和陈阿姨一人蹲一边，一盆一盆换的土。周叙嫌脏，站得远远的，被她们娘儿俩一人丢了一坨泥。
多肉还在。换土的人，少了一个。
（二）
江晚走出家属院，在门口的梧桐树下站定，仰着头，让十月的太阳直直地晒在脸上。她没有哭。从昨天早上到现在，她一滴眼泪都没掉，她只是觉得身体里有个地方空了，空得呼呼灌风。
一个母亲，不记得自己生过儿子。
如果连母亲都不记得，那这个世界上，还记得周叙的，就真的只剩她一个人了。
她掏出手机，翻开那个空白的置顶对话框，一个字一个字地打：
「周叙，我今天去看阿姨了。她过得挺好，多肉长得也好。」
「她送了我一罐萝卜干。你的手艺是跟她学的吧，连塞人东西的姿势都一模一样。」
「我不打算听他们的。他们都说没有你。」
「那就算了吧。从今往后，我记得你，就算有你。」
消息前面，依然是那个红色的感叹号。
她看着它，忽然觉得这个红色的小东西也没那么可恨了——至少它证明，消息确实发向了一个「对方」。只不过那个对方，被世界藏起来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