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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亚瑟从阿尔卑斯山回到巴黎的那个下午，他把我送到公寓楼下。
他坐在驾驶座上沉默了很久，手指搭在方向盘上，指尖的冻伤还没好透，结着一层暗红色的痂。
“上楼吧，”他说，“好好休息。明天我给你带好吃的。”
我看着他，忽然伸手握住了他那几根冻伤的手指。
他低头看了看我们交握的手，然后抬起眼睛看我。
那双眼睛很安静，像我第一次在画廊里见到他时一样，不会打断我，不会急着表达自己，只是安稳地待在那里等着。
我说：“亚瑟，你想知道我的事吗。”
他看了我几秒，然后重新靠回座椅里，把手从我掌心里抽出来，覆在我的手背上，掌心暖暖地包着我发凉的指尖。
“你说，”他说，“我听着。”
那天晚上我们在车里坐了很长时间。
我从头开始讲，讲那个比我小两岁的妹妹是怎么被父亲从孤儿院领回家的，讲我和裴霁从小一起长大的十几年，讲婚礼前三天我收到的那段未来影像，讲衣帽间门缝里看到的那一幕，讲裴霁在书房里说要带我去流掉那个孩子时轻描淡写的语气。
讲这些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平静，那些曾经让我痛到趴在马桶边干呕的画面，那些让我的胃像被人攥住一样翻搅的瞬间，现在从嘴里说出来，像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
偶尔我停下来喘口气，亚瑟就握着我的手，拇指轻轻摩挲我的手背，一句评语都不插。
讲完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路灯亮起来，梧桐叶子的影子在车窗玻璃上摇晃。
亚瑟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偏头去看他，发现他正看着我，眼窝里那点暖光沉沉地坠着。
他松开我的手，解开安全带，侧过身把我整个人搂进了怀里。
下巴抵着我的头顶，手臂收得很紧，紧到我能感觉到他胸腔里一下一下的心跳。
他的声音从头顶上方闷闷地传下来，带着一种很沉很稳的质地。
“昕昕，”他说，“都过去了。”
我靠在他怀里没有动，眼眶有点发酸，但没有哭出来。
第二天早上他出门之前，在桌上留了一杯热牛奶和一张便签。便签上写着两行字，字迹端正利落。
“有些账，该清一清。好好休息，等我回来。”
我没有多想。
亚瑟做事周到细致，像那种会把所有琐碎都替你打理好的人。
直到一个月后。
那天是星期四，我在图书馆值班，手机弹出一条推送。
法国财经新闻，标题是一串法文，我扫了一眼没在意，但新闻配图里那栋大楼的轮廓让我手指顿住了。
我点进去。
法文密密麻麻的，我看不太懂，但“收购”“全资”几个词连在一起，配图里那栋建筑的玻璃幕墙映着上海灰蒙蒙的天——那是我以前每天上班都会路过的地方。
裴霁的公司。
法国亚瑟集团已完成对国内某企业的全资收购。
报道附了一段简短的背景介绍，被收购方近一年经营状况持续恶化，董事长长期缺位，核心管理层陆续离职，资金链断裂，供应商维权事件频发。
我攥着手机站在图书馆的期刊架后面，手指发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