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冷的旁观者
跟母亲和姑姑住在一起之后，张爱玲就没有再回到父亲那里去。她参加了伦敦大学远东区入学考试，获得了第一名。因为战乱，没能够去伦敦大学，就拿着伦敦大学的成绩单，去了香港大学。
在港大学习的课程并不是张爱玲喜欢和擅长的，而她除了在作文方面有极高的天赋以外，在其他学科上并无多少天赋，为了完成学业，她发奋用功。努力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结果每门功课都拿了第一名，并且连续两年都得到了奖学金。有一个教授甚至给了她从未给过的分数。
在香港大学里，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张爱玲本来可以自由地游山玩水的，但她却是在图书馆和教室里度过的。经过三年的积累，她对西方历史、文化、文学的了解有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开始形成了自己稳定的人生观。这对于她后来刚出校门，就写出一堆成熟的作品有着莫大的帮助。
就在张爱玲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时候，日本人打了过来。1942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张爱玲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上海。几年前，她因为欧洲战争未能去英国留学，几年后，她的留学计划再次因为战争而中断。不过这似乎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因为这让她提前就进入了创作状态。当时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因此守城工作主要是由英国驻军完成的。英军的一座军事要塞挨着香港大学，日军的飞机过来轰炸的时候，张爱玲和同学们就躲进宿舍最下层的箱子间里，听着外面突突的机关枪声，犹如骤雨打残荷：心里说不出的惊恐。好不容易等到警报解除，大家纷纷钻出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几天后，学校就停办了。同学们无处可去，就相约着去防空总部报名做志愿者，帮助守城。张爱玲领了证件，组织给她分了一些米和黄豆，但是没有油，也没有燃料，她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做成食物。
其实，挨饿的经验都是次要的。真正让张爱玲刻骨铭心的，是她察觉到生命的脆弱。在大灾难来临之际，个人就如沧海上一叶孤舟，随时都可能被巨浪吞没。“……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家也许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间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这种不安全感，再加上她年少时在父亲和母亲那里受到的待遇，使她深刻认识到个体生命的渺小。她感觉历史、社会的运转是被一股不可捉摸的力量所控制的，在这股力量面前，个人是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只有茫然，只有等着被打翻。这种悲凉的洞悉人世本质的世界观，在她以后的小说里都会作为一种底色存在。弄明白这点，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何她的小说大部分都是悲剧。
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张爱玲在香港战乱的氛围中，一直做着一个冷冷的旁观者。她用挑剔而冷静的眼光去审视所有的人，包括她自己，然后从众人的反应里观察人性。她发现人们在这种巨变之中，都好似一只乌龟，缩在自己的壳内，对于外界麻木不仁，得过且过。她的女同学，因为战时物资紧缺，买不到相应的时装而犯愁；日军的飞机在天上轰炸，人们躲在门洞子里得到了暂时的安全，却都在无谓地争闲气，谁都振振有词；一个年轻人受了轻伤，暂时成了众人的中心，他就洋洋得意起来；空袭警报刚刚解除，人们又“不顾命地轧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车票”……所有这一切都让她觉得战争其实并不能带来真正的震荡，并不能改变人们小市民本质。他们一边本能地惶恐着、惊怕着、躲藏着，一边继续虚荣、贪小便宜，对战争形势的严重性毫无危机意识，这些丑态闹剧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并且不会被战争所影响。
作为防空员，张爱玲和同学们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她对于防空工作一无所知，只在里面看书。她找到一本冯梦龙的《醒世姻缘》，便津津有味地看了下去。图书馆的楼顶上有一架高射机枪，日军多次来轰炸，炸弹一颗颗落下，张爱玲心里就想，让我把这本书看完再炸死我吧。还有一部《官场现形记》，也是在废墟里找到的。此时她已经得了高度近视，但是她不担心自己的眼睛，反倒担心炮火会不会容她看完。此时，她也不曾思考读书有何意义，只管去读。换作他人，一定会想，要是被炸死了，读再多书又有何用呢？
18天后，日军攻陷香港，不再有炮火了。幸存下来的人们都欢呼雀跃，家园被强占，本来应该悲伤的事，人们却无暇顾及，而是四处找吃的。满大街都是小吃摊，连以前西装革履的体面人都改行卖饼了。人们立在小摊前面吃饼，旁边就是在空袭和巷战中死去的百姓的尸首。“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