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扮男装看戏
庚子事变后，被赶出皇宫的慈禧见识到了洋人的厉害，她再次任命李鸿章为外交大使，全权负责跟西方列强谈判。李鸿章为了减少国家的损失，也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来跟洋人斡旋。谈判的结果就是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白银45亿两以及一大堆不平等的附加条件。这份条约的赔款数额如此巨大，使得当时的中国雪上加霜，本就饱受剥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身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了。但是，慈禧为了继续她的统治，毫不在意什么丧权辱国，反而对列强感激不已，感谢他们允许她回宫继续执政。为此，她还大言不惭地说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在西方各国列强的驻华公使及其夫人们面前，慈禧数次“哽咽抽泣”，表示自己的忏悔。
1903年春天，北京的局势渐渐平稳下来，王廷钧进京复职，秋瑾跟着丈夫再次来京。
《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尤其是所签订的45亿两巨额赔款，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做抵押，分39年还清，本利一共高达98亿两。而清政府每年的税收仅够偿还旧债，为了筹措赔款，清政府就摊派各省，从而加大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等各种苛捐杂税的征收额度，用尽各种办法盘剥底层劳动人民。这一下直接把中国社会逼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让人们彻底看清了清政府的卖国本质。于是，无数仁人志士奋不顾身，登高而呼，纷纷起来宣扬反清思想，主张排满，用革命手段将清政府赶下台。其中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宣传册子，在北京城广为流传。人们受到革命思想的鼓动，一时间反清情绪高涨。
在这种大形势下，每个人都免不了受到影响，只不过有的人受到的影响多，有的人少，而有的人主动去接受这种影响，有的人被动影响。秋瑾自回到北京之后，就主动地接受新思想，她大量阅读各种出版物，并与一些新女性交往。经过学习和交流，再结合自己这几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秋瑾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她意识到男女之间必须平等，男尊女卑是落后的封建思想，女人也可以到社会上干一番事业，但前提是要有人身自由，要能独立。而要想冲破这些束缚，就必须跟那些“三从四德”之类的条条框框做斗争，要革命，决不能妥协！
想通这些事情以后，开始跟丈夫王廷钧发生冲突。每当秋瑾向丈夫透露自己的革命理想时，就会遭到王廷钧的呵斥：这是男人们的事情，你休要乱想！
秋瑾劝王廷钧好好读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为国家前途命运着想。
但王廷钧不屑地说，朝廷只会割地赔款，眼里哪有我们这些匹夫。朝廷都不努力，我们费个什么劲儿？
还有一次，两人谈到谭嗣同。秋瑾极力赞扬谭嗣同舍生取义，视死如归，是中华儿女的楷模，是一位伟大的维新志士。但王廷钧却认为谭嗣同就是一个乱党分子、士林败类。
王廷钧思想十分守旧，满脑子都是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传统思想。他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跟一众官僚应酬，甚至夜不归宿，却不许秋瑾出大门一步。1903年的中秋节，王廷钧让秋瑾准备一桌菜肴晚上招待客人，可是到了晚上，王廷钧却被人拉走喝酒去了。中秋圆月夜，只留下秋瑾一人孤身看月，空对着一桌子饭菜。想到两人间的分歧，看着自己忙活一下午的工夫白白浪费，秋瑾怒不可遏，终于爆发了。她毅然换上一身男装，带着一个仆人去戏园子里看戏。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旧社会的女性不能出去抛头露面，更何况秋瑾还是京官的夫人。
等看完戏回家的时候，已是午夜时分，正好王廷钧也喝酒归来，醉醺醺的。当他得知秋瑾居然去看戏，当时就怒不可遏，动手打了秋瑾。秋瑾有武艺在身，若是认真起来，王廷钧根本不是对手。但念在昔日恩情和儿女的情分上，就忍住了。随后，她收拾行李，住进了一家客栈。
秋瑾离家出走之后，王廷钧焦躁不安。首先，作为京官，没有管好自己的妻子，导致自己的妻子离家出走，不是什么光彩事；其次是一双儿女整天缠着他要母亲，让他不得安生。碍于面子，他就请人找来秋瑾的好友、同是新女性的吴芝瑛前去劝解，又派家里的仆妇去客栈请求秋瑾回家。念在一双儿女的份上，秋瑾最后还是回了家，但是在内心里却决定跟丈夫彻底决裂。家这个牢笼也很难再困住她，她不再遵守丈夫的规定，多次外出，有时还会借住在吴芝瑛的家里，一住就是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