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冲从千里之外传来的那份长达三万七千字的“炮弹”，在“利剑”起草小组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引发了一场持续数日的“战术研讨”。
每一个案例，都被付平打印出来，贴在了墙上的白板上。张萌用红色的水笔，在案例旁边标注出背后反映的制度性症结；王野则用蓝色的笔，补充上他自己在基层时遇到的类似情况；林曦则试图将这些看似零散的问题，归纳成一个个数据模型和逻辑模块。
短短一个星期，四面雪白的墙壁，就被各种颜色的字迹、箭头、框图和便签条覆盖得满满当当，像一个患有偏执症的数学家那混乱而又充满内在逻辑的工作室。
一个清晰的思路框架，已经在这片信息的丛林中，逐渐浮现出来。初稿的轮廓，呼之欲出。
但付平知道，还不够。
他们现在拥有的，是来自基层的、充满问题导向的“弹药”。但一份好的改革方案，不仅要能解决当下的问题，更要具备前瞻性，要能引领未来的方向。闭门造车，哪怕是基于再详实的案例，也容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
他需要一场“思想的化学反应”，需要引入更多元的视角，来碰撞、催化、甚至颠覆他们现有的思路。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中成型。他要组织一场小范围的、高度保密的“政策研讨会”。
这个想法，他向王部长做了汇报。王部长听完，只回了四个字：“放手去做。”
有了这四个字的授权，付平开始了他的“组局”。
他没有选择那些位高权重、习惯了在会议上做总结性发言的部领导，也没有选择那些言必称“文件精神”、思想早已被格式化的老干部。
他精心挑选了一份堪称“非主流”的参会名单。
除了“利剑”起草小组的四名核心成员，他还特意邀请了组织部里，以“思想开明、不拉帮站队”而闻名的两位处长。一位是干部监督处的孙处长，一个以较真和不讲情面著称的“铁面包公”；另一位是政策法规处的赵处长，一个顶着地中海发型、走路慢悠悠，但脑子里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改革构想的“老顽童”。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还通过王部长的关系，从省委党校请来了两位青年学者。一位是专攻公共管理和政府绩效评估的刘博士，另一位是研究比较政治制度的张博士。这两位都是三十岁出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不少“惊世骇俗”的论文，但在体制内，还属于“人微言轻”的角色。
会议的地点，付平也选得颇有深意。不在组织部那栋气氛严肃的大楼里，而在省委党校最深处，一间几乎没人使用的、名为“静思轩”的小型研讨室。
研讨会当天，天有些阴沉，像是要下雨。
付平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静思轩”。这个房间的隔音效果好得惊人，厚重的木门一关，外面的一切喧嚣都被隔绝了。房间里没有悬挂任何标语口号，墙上只挂着几幅意境悠远的黑白山水画。房间的中央，不是传统的、等级分明的长方形会议桌，而是一张巨大的椭圆形橡木桌。
这种设计，巧妙地拉近了每个人的物理距离，也试图在心理上，削弱那种根深蒂固的等级感。桌上没有铭牌，只有矿泉水、纸笔，和一大盘切好的水果。
参会的人陆续到齐了。两位老处长显然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开会，脸上带着些许好奇和拘谨。两位年轻的博士则显得有些紧张和局促，毕竟，能和省委组织部的处长们坐在一起开“内部研讨会”，对他们来说，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付平没有坐在通常被认为是“主位”的位置，而是随意地拉开一把椅子，坐在了两位博士的中间。
等人到齐，他清了清嗓子，开口了。他的开场白，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下午好。”他笑着环视了一圈，“今天请大家来，不是来开会，是来‘聊天’的。在我宣布今天的聊天规则之前，我想先请大家做一件事——把你们的身份、级别、顾虑，暂时都寄存在门外那个衣帽柜里。从现在开始，这间屋子里，没有处长，没有博士，也没有组长。只有一群关心我们干部制度改革的‘热心人’。”
他顿了顿，拿起一支白板笔，走到墙边的白板前，写下了几个大字：胡言乱语，离经叛道。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规则。”付-平转过身，声音不大，但异常清晰，“今天，我们不追求形成任何共识，我们的唯一目的，是激发思想。我鼓励大家‘胡言乱语’，鼓励大家‘离经叛道’。任何想法，无论听起来多么荒唐，多么不切实际，多么挑战现有规则，都欢迎说出来。谁的想法最大胆，最能打开大家的思路，谁就应该得到最热烈的掌声。”
“我们不录音，不记录发言人姓名，只有观点的碰撞。我希望，今天结束的时候，这几块白板上，能留下一些让我们自己都感到害怕、但又无比兴奋的火花。好，现在开始。谁先来？”
付平说完，坐了下来，微笑着看着大家。
会议室里，陷入了一片诡异的沉默。
大家面面相觑，显然都被这种闻所未闻的“开会方式”给搞蒙了。尤其是两位老处长，他们参加过的会议，比年轻人吃过的盐都多，但还从没见过哪个主持人，是鼓励大家“胡言乱语”的。
沉默持续了足足三分钟。最终，还是孙处长，这位以严谨著称的“铁面包公”，清了清嗓子，率先开了口。
“既然小付组长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就抛块砖。”他的发言，还是带着机关干部特有的严谨和四平八稳，“我认为，‘破格’的核心，在于‘格’的界定。这个‘格’，不能破得没有边际。比如，干部的政治素质，这条红线，是绝对不能破的。在程序上，我认为可以探索建立一个‘破格提拔委员会’，由纪委、人大、政协等多方代表组成，进行联合审议，增加透明度和公信力……”
他的发言很稳妥，很有建设性，但显然，还在“规则”的框架之内。
付平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并把孙处长提到的“破格提拔委员会”几个字，写在了白板上。
孙处长开了头，气氛稍微松动了一些。政策法规处的赵处长，那个“老顽童”，也慢悠悠地开了口。
“老孙说的，我同意。但我补充一点，我们现在的干部选拔，太依赖于‘伯乐相马’了。伯乐的眼光准不准，直接决定了马的好坏。这种模式，偶然性太大。”他喝了口茶，慢悠悠地说，“我们能不能，不光靠‘伯乐’，也搞一个‘赛马场’？比如，拿出一个副处级的岗位，面向全省符合基本条件的干部，公开竞聘。不看你爹是谁，不看你跟哪个领导熟，就三样东西：笔试，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面试，现场给你一个棘手的案例，看你怎么处理；还有就是群众评议，把你过去三年的工作实绩，匿名公示，让大家打分。三项加权，谁分高谁上。这样是不是更公平一点？”
赵处长的“赛马场”理论，显然比孙处长的“委员会”要大胆了一步。付平立刻在白板上写下“赛马机制”四个大字，并带头鼓起了掌。
有了两位处长的铺垫，起草小组的几个年轻人也开始活跃起来。王野结合自己的基层经验，提出了建立“基层干部成长档案”的设想，把干部解决的每一个实际问题，都量化成积分，作为提拔的重要依据。张萌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现有干部评价体系中，存在的“光环效应”和“刻板印象”，提出要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进行背对背的干部能力测评。
气氛，在一点点地被预热。
但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