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省农业农村厅的大楼，像一个被繁华都市遗忘的句点，固执地坐落在省委大院的东南角。它与权力核心区那些用光洁花岗岩和蓝色镀膜玻璃装点起来的现代建筑群隔着一条栽满法国梧桐的马路，仿佛隔着一个时代。这里没有进出不息的黑色奥迪，没有行色匆匆、表情严肃的年轻秘书，连门口站岗的武警，眼神里都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闲散。
付平的座驾停在楼前时，甚至没有引起门卫过多的注意。他从车上下来，抬头仰望这栋建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苏式建筑，水刷石的外墙在多年风雨的冲刷下，呈现出一种沉闷而疲惫的灰白色。墙体上，一行用红色油漆刷成的巨大标语，字迹已经斑驳，“发展现代农业，保障粮食安全”，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有些褪色和不合时宜。
他走进大厅，一股混杂着旧文件霉变、泥土腥气和廉价消毒水的复杂气味，瞬间包裹了他。这味道与组织部常年弥漫的、由高级香烟、皮革沙发和打印机墨粉构成的权力气息截然不同。这里的空气，沉重、滞涩，带着一种被时光浸泡过的陈腐感。
厅长钱卫国的办公室在五楼。秘书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看见付平，脸上堆起职业性的微笑，引着他敲开了厅长办公室那扇厚重的木门。
门内，是另一个世界。
与付平想象中不同，钱卫国的办公室没有丝毫官僚气派，反而像个退隐乡间的老学究的书房。靠墙是一整面顶天立地的深棕色书柜，里面塞满了《中国农业通史》、《土壤肥料学》、《病虫害防治手册》之类的大部头，许多书的封皮都已磨损。办公桌是老式的三屉桌，油漆脱落了好几块，上面除了文件，还摆着一个装着几穗饱满玉米的竹篮。墙上没有悬挂名家字画，而是一幅巨大的江州省农业区划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图钉标记着密密麻麻的点。
钱卫国正戴着老花镜，在一份文件上用红蓝铅笔费力地勾画着什么。他年近六旬，头发花白稀疏，脸上是那种被田间地头的日光和风霜雕刻出的深刻皱纹，皮肤黝黑。他身上那件半旧的灰色夹克衫，袖口已经洗得发亮。这副模样，若是在乡下碰到，付平会以为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农技员，而不是一位正厅级干部。
“是付平同志吧？快请坐，快请坐。”听到声音，钱卫国放下笔，有些缓慢地站起身，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那笑容很真诚，但眼神却平静得像一口幽深的古井，不起半点波澜。热情是规矩，平静才是本心。
“钱厅长，您好，我是付平，来向您报到。”付平快步上前，伸出双手，与钱卫国那只布满老茧、干燥而有力的手握在一起。
钱卫国没有让秘书动手，而是亲自从一个印着“劳动光荣”字样的搪瓷暖水瓶里，给付平倒了杯茶。茶水是浑浊的，飘着几粒枸杞和暗红色的菊花。
“欢迎你，小付同志，欢迎加入我们农业厅的大家庭。”钱卫国坐回自己的藤椅上，椅子发出“嘎吱”一声轻响。他没有急于谈工作，而是像个拉家常的长辈，慢悠悠地开了口：“我听说了，你在组织部搞的那个干部轮岗，动静不小啊。是好事，给干部队伍注入了活水。我们那时候，可没这么多讲究，组织上让去哪就去哪，让下乡就背起铺盖卷，在村里一待就是好几年。”
话语里，既有对过去的追忆，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对当下“新规矩”的疏离感。这是老一辈干部的共同记忆，也是他们构建自身权威的根基。
付平微笑着，姿态谦逊：“都是在省委的领导下做的一些探索，跟您和老前辈们当年扎根基层的辛苦比起来，不值一提。”
钱卫国摆了摆手，呷了口茶，继续说道：“农业工作，是良心活，也是辛苦活。它不像别的，文件发下去，会议开完了，就算落实了。我们这儿，不成。你得看天时，看地利，看庄稼的长势。你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来不得半点虚的。你哄它，它就绝收给你看。一年到头，就盼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一番话，全是质朴的大白话，却在无形中，为付平划下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你们，在庙堂之上运筹帷幄；而我们，在田埂之上俯首躬耕。这是两个世界。
付平静静地听着，他知道，铺垫了这么久，真正的“戏肉”要上场了。
果然，在一段看似随意的沉默后，钱卫国端起茶杯，用杯盖轻轻地撇着浮沫，目光却仿佛穿透了付平，望向了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空。
“付处长，”他突然改了称呼，语气也变得郑重了些，“你在组织部是搞宏观的，看问题站位高，笔杆子硬，思路活，这是你的优势，是组织上派你来的重要原因。”
他先扬了一下，话锋随即一转。
“不过呢，我们农业口不一样，有它自己的规律。这里讲究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讲究的是‘实践出真知’，得脚踩在泥土里说话。理论再好，文件再漂亮，农民不认，也是白搭。你那个产业发展处，听着名头大，实际上是个针尖大的窟窿，能透出天大的风。可要是找不准风口，使再大的劲儿，也是白费力气。”
他放下茶杯，看着付平，眼神平静却极具穿透力：“所以啊，来了之后，不着急，慢慢来。先多听，多看，多下去走走。熟悉情况是第一位的，不能好高骛远，急于求成嘛。”
这句话，说得笑呵呵，软绵绵，每一个字都透着“关怀”与“爱护”，但组合在一起，却像一根浸了冷水的绳子，无声无息地勒紧了。
这是告诫，也是敲打。更深层的含义是：这里不是你大展拳脚的舞台，你这条“过江龙”，到了我们这片土地，就得先学会盘着。别想拿组织部那套“雷厉风行”来这里指手画脚，我们不吃那一套。
付平的心沉了一下，但他脸上依旧保持着谦逊的微笑。他知道，此刻任何辩解和表态都是多余的，只会加深对方的戒备。
“谢谢钱厅长提点，您的话我记在心里了。”他诚恳地说道，“我就是来当小学生的，两眼一抹黑。以后还得请您和厅里的老同志、老专家们多批评，多帮助。您放心，我一定把脚踩在泥里，把根扎下去，先把情况摸透了再说。”
他刻意强调“小学生”、“老专家”，将自己的姿态放到了最低。在权力场上，有时候退让，是为了更好地进攻。
从钱厅长的办公室出来，付平的后背感到一丝微凉的寒意。钱卫国这只“老狐狸”，用一杯温茶和一番家常话，就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下马威”课。他的态度，代表了整个农业厅对自己的定位：一个需要被“教导”和“观察”的、背景深厚的门外汉。
产业发展处在三楼最东头的拐角，位置偏僻，仿佛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上面挂着的“产业发展处”的牌子，有一颗螺丝已经松动，歪斜着，透着一股萧索之气。付平推门进去，一股更浓的文件霉味和劣质烟草混合的气息扑面而来。
办公室不大，甚至有些拥挤。靠墙的文件柜锈迹斑斑，柜门上贴着发黄的封条；桌上、地上，到处都堆着一摞摞的文件和农业期刊，几盆绿萝因为缺水而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叶子。整个空间，都弥漫着一种事多人少、经费紧张的窘迫感。
办公室里坐着四个人，听到动静，四双眼睛，八道目光，像探照灯一样，齐刷刷地聚焦在他身上，审视，探究，还夹杂着一丝难以言说的玩味。
付平的目光，最终落在了靠窗那个位置的男人身上。那人五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国字脸，皮肤黝黑粗糙，像是常年在烈日下暴晒的结果。他就是副处长孙兴国，在农业系统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是全省都挂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