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上午九点，例行的办公室晨会刚刚结束，付平拿着一张手写的假条，敲开了办公室主任王凯的门。王凯正对着镜子，小心翼翼地梳理着自己为数不多的头发，试图营造出一种茂密的假象。这是他每天最重要的仪式之一。
“王主任。”付平的声音平静无波。
王凯从镜子里看到付平，不紧不慢地放下梳子，转过身，脸上堆起体制内标准的笑容：“付处长，有事？”
“想请一周假，”付平将假条递过去，“下去跑了一圈，信息量太大，脑子有点乱。我想找个地方静一静，把调研所得消化一下。”
“消化”这个词，在机关里有特殊的意味。王凯的目光在假条上停留了两秒，那手字写得遒劲有力，不像个年轻人。他心里迅速盘算开来：省里来的挂职干部，下来调研不到一个月就“闭关”，这是唱的哪一出？是摸到了真东西，要搞个大新闻？还是……碰了钉子，准备打退堂鼓，写一份不痛不痒的报告交差？
他倾向于后者。一个从省发改委空降下来的“笔杆子”，懂宏观经济，能懂田里那点事？
“应该的，应该的，”王凯热情地签了字，“付处长这是对工作负责。年轻人，有想法，有冲劲。不像我们这些老油条咯。行，你安心‘消化’，办公室这边有事我给你兜着。”
付平道了声谢，转身离开。他前脚刚走，孙兴国就端着个泡满枸杞的茶杯溜了进来，压低声音，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诮：“王主任，咱们这位省里来的，闭关修炼去了？”
王凯把假条往抽屉里一扔，靠在椅背上，慢悠悠地说：“说是要‘消化调研所得’。”
孙兴国嗤笑一声，声音不大，却足够清晰：“消化？我看是消化不良。下去转一圈，让老农民几句话就给问住了吧？这叫外行心虚，躲起来现学现卖呢。我猜，一个星期后，拿出来的报告还是那一套——‘加强领导，提高认识，狠抓落实’。”
两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在这座大院里，真正的能力不是看你做了什么，而是看你说了什么，以及怎么说。付平这种“实干”的姿态，在他们看来，幼稚得近乎可笑。
付平自然听不到身后的议论，即便听到，也不会在意。他穿过走廊，阳光从高窗投下，割裂出明暗交错的光斑，他一步步走过，仿佛正从一个光明的世界，走进一片必需的阴影里。
他住的单身宿舍在县委招待所的后院，一排灰砖平房中的一间。门“砰”地一声关上，也将那个充斥着茶水、文件和言不由衷的世界隔绝在外。房间逼仄，陈设简单到堪称简陋。一张吱呀作响的单人床，一张桌面已经磨掉漆皮的书桌，一把掉了漆的木椅子。唯一的电器，是桌角那盏灯罩发黄的旧台灯。
他没有急着坐下。他拉上厚重的窗帘，整个房间瞬间暗了下来。然后，“啪”的一声，他拧开台灯。一束昏黄的光晕，像舞台上的追光，精准地打在桌面一隅。
这便是他的战场。
他将所有调研笔记、从县统计局要来的近十年农业报表、一张巨大的安平县地图，以及几本厚厚的农业经济学专著，全部摊开在桌上和床上。最后，他在正对书桌的斑驳墙面上，用四颗图钉，钉上了一张一米见方的巨大白纸。
他站在这张白纸前，像一个即将落子的棋手，审视着空无一物的棋盘。良久，他拿起一支粗大的记号笔，在白纸的正中央，写下了三个力透纸背的大字：
为什么？
——农民为什么不富？农业为什么不强？农村为什么留不住人？
这三个问题，像三把尖刀，直指安平乃至更多地方农业问题的核心。他要写的不是一份歌功颂德的总结，而是一份解剖病灶的手术报告。
一下午的时间，他都在构建报告的骨架。白纸上，线条纵横交错，关键词如繁星点点，从“种子困境”、“渠道成本”到“劳动力流失”、“品牌缺失”，一个庞大的逻辑框架逐渐成型。
傍晚时分，暮色四合。付平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拿起那部老式电话，拨了两个号码。
第一个，是打给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高级工程师，张贺鹏。电话接通时，那头有些嘈杂。
“喂，张工吗？我是付平。”付平的语气里带着十二分的恭敬。
“付……付处长？”张贺鹏显然有些意外，一个省管干部直接打电话给他这个技术人员，不合规矩。“您有什么指示？”
“指示不敢当。张工，晚上有空吗？我这儿刚弄了点信阳毛尖，想请您过来坐坐，喝杯茶。有些技术上的事，我这个门外汉实在是云里雾里，想当面向您请教请教。”
张贺鹏在那头犹豫了。去一个处长的宿舍“喝茶”，这算怎么回事？但他又不好直接拒绝，只能含糊地应下：“行，那我……晚点过去看看。”
第二个电话，是打给马局长饭局上认识的农资销售商，周万里。这人五十出头，在安平县跑农资跑了三十年，从国营供销社时代一直干到现在的化肥代理，县里哪个村的地是什么土质，哪个村的“大包户”有什么背景，他都一清二楚。他就是安平农业的“活地图”。
付平的语气瞬间变得热络江湖：“张哥！忙不忙？晚上过来我宿舍喝两杯，我这儿藏了瓶好酒，顺便跟我唠唠市场上的嗑。”
“哟！付处长还看得起我老周？”周万里的声音洪亮，带着一股子草莽气，“行啊！你等着，我马上到！”
一个代表官方技术，一个代表民间市场。付平要做的，就是在这间小小的宿舍里，点燃一堆火，让这两种看似绝缘的材料，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晚上七点，张贺鹏拘谨地敲开了门。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手里还拎着个公文包，像是来汇报工作的。紧随其后的是周万里，他穿着一件夹克，满身烟火气，手里提着一袋刚出锅的卤猪头肉，大咧咧地喊道：“付处长，光喝酒没菜可不行！”
付平的宿舍里，一张小方桌，三把椅子。桌上没有酒，只有一个巨大的搪瓷缸子，里面泡着能让牛喝醉的浓茶。一盘花生米，一盘周万里带来的猪头肉。
“张工，周哥，坐。”付平给两人倒上茶，“今天不是处长和老板，就是一个想搞明白事情的学生，和两位老师。”
张贺鹏显然不适应这种场面，身体坐得笔直。周万里则不然，他自来熟地盘腿坐下，掏出烟盒，给张贺鹏递了一根，张贺鹏摆手拒绝了。他又递给付平，付平接过，却没点燃，只是夹在指间。
“付处长，您想了解什么，直接问。”张贺鹏率先开口，试图把场面拉回到工作的轨道上。
“好，”付平直入主题，“张工，我就问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安平县，玉米的平均亩产，到底是多少？”
张贺鹏似乎早有准备，他拉开公文包，取出一本打印整齐的报告，扶了扶眼镜，用一种宣读文件的语调说：“付处长，根据我们站去年在全县十八个示范点的跟踪数据，推广的最新品种‘安农3号’，实验亩产最高可达三千二百斤。综合全县各种土地情况，官方公布的上年平均亩产是两千三百五十斤。”
他说完，合上报告，带着一丝技术人员特有的自豪。
没等付平说话，一旁的周万里“噗”地一声，将嘴里的花生皮吐在地上，头也不抬地开了腔：“张工，你那是‘领导数据’，是糊在墙上给上面看的。我给你报个‘百姓数据’。”
他伸出两根被烟熏得焦黄的手指：“除了你们那几块天天有人伺候的样板田，老百姓自己种，风调雨顺，老天爷赏脸，一亩地能收到一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