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计划”这台巨大的机器，在付平强力破壁建立的联席会议制度的润滑下，终于开始轰隆隆地运转起来。资金、场地、政策，这些曾经看起来遥不可及的障碍，被一一清除。办公室里，那面巨大的甘特图上，绿色的进度条每天都在向前延伸，一切都显得那么欣欣向荣，未来可期。
然而，付平的心里，却始终有一根拔不掉的刺。
他很清楚，电商平台，解决的只是“卖”的问题。但一个健康的农业产业，它的根基，永远在“种”上。如果种出来的东西，品质不行，成本太高，农药残留超标，那平台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空中楼阁，迟早要塌。
而决定“种”的水平的，除了农民的汗水，更重要的，是科技。
这根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狠狠地、毫无征兆地，扎进了他的肉里。
那天，他没有通知任何人，自己开着一辆从厅里借来的、最不起眼的半旧桑塔纳，悄悄地跑到了距离省城一百多公里的一个省级葡萄种植示范基地。
他想看看，这个挂着“省级示范”牌子的地方，科技的含量，到底有多高。
结果，让他失望，甚至可以说是愤怒。
他走进一片挂满了紫红色果实的葡萄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刺鼻的农药味。他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果农，正背着一个老旧的喷雾器，吃力地往葡萄藤上，喷洒着一种乳白色的液体。
付平走上前，递上一根烟，装作一个来取经的散户，跟他聊了起来。
“大爷，您这打的什么药啊？味儿够冲的。”
果农接过烟，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还能是啥？波尔多液嘛。治霜霉病，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便宜，管用！”
付平的心，猛地沉了一下。
“波尔多液？”他追问道，“我听说，这玩意儿含铜高，打多了，地容易板结，果子上也容易有残留啊。”
“嗨！哪管得了那么多！”果农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不打这个，一夜之间，这叶子就跟火烧了一样，全完蛋！你说的那什么残留，谁懂啊？反正我们自己家吃，就挑那没打药的吃。”
付平的指甲，深深地陷进了掌心。
他太清楚了。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陈岩教授，一个他非常尊敬的老专家，早在三年前，就已经成功研发出了一种名为“枯草芽孢杆菌”的高效低毒生物防治新技术。这种技术，不仅对霜霉病的防治效果，比波尔多液高出三十个百分点，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还能改善土壤结构。
这项技术，获得了当年的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付平还清楚地记得，在颁奖大会上，陈岩教授激动地说，他的毕生心愿，就是让全省的果农，都能用上最安全、最高效的技术。
然而，三年过去了。
在“省级示范基地”的田间地头，农民兄弟们，还在用着最原始、最损害土地和健康的“老祖宗的方子”。
一边，是锁在实验室和论文纸堆里的世界领先技术。
另一边，是田间地头最真实、最迫切的现实需求。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这短短的，所谓的“最后一公里”，为什么，比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还要遥远？
带着这个巨大的疑问，也带着一股压抑不住的怒火，付平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对全省农技推广体系的秘密“微服私访”。
他没有动用“一号工程”的任何资源，就开着那辆破桑塔纳，像一个真正的、忧心忡忡的果农，走访了省、市、县、乡，四级的农技推广中心。
这个本应是农业科技“血脉”的系统，在他眼前，展露出了最真实，也最残酷的、严重硬化、堵塞的病态。
在省农技推广总站，他看到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走廊里，来来往往都是穿着白大褂、行色匆匆的科研人员。墙上，挂满了各种“科技攻关项目”、“国家级课题”的喜报。但当他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走进一间办公室，咨询葡萄种植新技术时，一个年轻的博士，推了推眼镜，从一堆论文里抬起头，递给他一本厚厚的、充满了专业术语的《葡萄栽培技术规程》。
“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都在这里面了。你自己拿回去看吧。”博士说完，又埋头进了故纸堆里，显然，一篇即将发表的SCI论文，比一个农民的实际问题，重要得多。
在市级农技推广中心，情况则变成了另一种样子。这里，没有了省里的学术气息，多了一份机关的悠闲。付平走进大门，看到的是几个工作人员，正凑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中午去哪家饭店聚餐。他对付他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眼看就要退休的老科员。老科员倒是很热情，给他倒了一杯热茶，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向他介绍今年市里又争取到了多少农机补贴，又完成了多少测土配方施肥的“任务指标”。
当付平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引向“生物防治技术”时，老科员愣了一下，随即摆了摆手：“哎呀，那个东西，是专家们在实验室里搞着玩的，太金贵，不接地气。我们这儿，还是讲究实际，波尔多液，便宜又好用，没错的。”
到了县级农技站，那股衰败的气息，更是扑面而来。一栋八十年代建的三层小楼，墙皮剥落，窗户上积满了灰尘。付平走进去，一股霉味混杂着农药味，直冲鼻腔。站里，只有两个头发花白的工作人员，正戴着老花镜，在斗地主。
看到付平进来，其中一个，抬了抬眼皮，问了一句：“买化肥还是买农药？”
当听说付平是来咨询技术问题时，另一个人，不耐烦地指了指墙角一个落满了灰尘的书架。
“技术资料都在那儿，自己找。我们这儿，人手不够，经费紧张，好多年没搞过正经培训了。”
而最让付平感到绝望的，是最后一站——乡镇农技服务站。
那已经不能称之为一个“站”了。它只是乡政府大院里，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平房。唯一的“农技员”，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同时，还兼着乡里的计生、综治、防火，好几个工作。
付平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在墙上，刷一条“禁止焚烧秸秆”的标语。
面对付平的提问，这位身兼数职的“农技员”，显得非常不耐烦。
“哎呀，都差不多，年年不都这么种的嘛！你管那么多干啥，按时打药就行了。新技术？那都是专家们在电视上吹牛的，不实用。听我的，没错！”
四级走访，如同一场漫长的、令人心寒的旅行。
付平坐在那辆破桑塔纳里，看着窗外倒退的田野，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他终于明白了。
省市级的科研单位，像一个聪明但自闭的大脑，忙于生产一篇篇精美的论文，申请一个个高大上的课题，评上一个个金光闪闪的奖项。他们的研究成果，大多数，都锁在了抽屉里，变成了职称和荣誉，却很少变成农民兜里的真金白银。
而县乡级的推广机构，则像一个年久失修、严重老化的神经末梢。人员老化，知识断档，经费不足，让他们彻底失去了推广新技术的动力和能力。他们的主要工作，已经退化成了分发上面指定的农药化肥，或者应付各种没完没了的检查和填表。
从大脑，到手脚，中间的血管，彻底栓塞了。
一个星期后，一场由“丰收计划”筹建办公室牵头，规格极高的“全省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应用座谈会”，在省农科院的国际会议厅里，隆重召开。
省农科院、江汉农业大学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以及全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