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阳重型机械二分厂的门，锁了十年。
锁是新的。任厂长说，厂停了，门不能不锁，锁旧了容易锈死，他半年换一把。
付平来的时候，任厂长已经在门口等。他没急着开锁，先跟付平隔着门栏说了两句话。他说：“付秘书长，我不开门，先让你在外头看。看完了你再进去，里头比外头难看。”付平说：“不用。”他说：“得看。外头这道门，你看一眼，就知道这厂是什么命。”
付平站在门口，看那道铁门。门上刷的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铁锈。门里头的院子，比他在门外看过的那一眼要大，往里几十步，一排车间接一排车间。车间顶上的天窗碎了几块，蒙着塑料布，风一吹，塑料布鼓一下，又塌下去。
围墙很高，墙头插着碎玻璃。墙根下一排冬青，没人剪，长疯了，把墙脚的标语堵了半截。付平绕墙走了一段，看见墙角塌过一处，塌的地方用砖头码了个补丁，码得歪。他问，这是谁补的。任厂长说，他补的。前年下雨塌了，怕有人翻墙进来偷铁，他自己码的。他说，他一个人看不住这一大片，只能把最要紧的几个口子守住。
任厂长六十出头，是厂里的老人。年轻时他在二车间，后来当副厂长。厂停了，别人走了，他留下来看家。留守处四个人，他是头儿。他手里攥着一串钥匙，走在前头，一边走一边说。
他这串钥匙，大大小小十来把，有的钥匙早没了对应的锁，他还挂在上面。他说，挂惯了，摘下来手里空。他在厂里干了三十八年，从学徒干到副厂长，厂里的每一台机器他都摸过。厂停了以后，他把机器的型号、年份、还能不能转，一本一本地记下来。他说，万一哪天要复原，照着本子就能找回原样。
任厂长的家就在厂后头的家属院，老伴也是厂里的，早退了，儿子在南方，一年回来一趟。儿子劝他搬过去，他不去。他说，他要是走了，这厂就真没人看了。看守的人一走，铁就有人偷，房就有人拆，地就有人占。他说，他守着，不是为了那点工资，是为了有一天有人来办证的时候，这厂还是一所整整齐齐的厂，不是一堆瓦砾。
“这厂，五八年建的。”任厂长说，“最风光的时候两千多人，食堂一天蒸三十屉馒头。后来改制，并到河阳重型底下。人一年一年走，走到一零年，剩四百来号，厂子就停了。”
任厂长说，改制那几年，厂里最乱。大厂并小厂，并的时候都说得挺好，并完了，小厂就成了大厂的一个包袱。包袱背不动，就往下甩。他说，二分厂就是这么被甩下来的。甩下来那年，他刚当上副厂长，接了通知，才知道这厂不算独立的厂了，地归集团，人归自己。他说，他当时不服，找过集团，集团的答复是先这么着，将来再说。将来，就是二十年。
“停了，人怎么安置。”
“一部分买断走了，一部分到了岁数退了，剩下一百多，社保还挂在厂里，按月交。”任厂长说，“钱哪来的，靠租。厂里还有几间空库房，租给外头几家小厂，一年收几十万，刚好够交社保。多一分没有，少一分就得断。”
付平问他，这一百多人日子怎么过。任厂长说，紧着过。有的老两口都在厂里，两份社保，好一些；有的一个走了，一个在，就靠一份。他说，前年冬天有个老工人，社保断了一个月，自己去补，跑了好几趟，最后是厂里先垫上。垫上那天，老工人在传达室坐了半天，不说话，走的时候说了一句，等证办下来，他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垫的钱还上。付平把这话记住了。
他领付平进了厂房。车间里光线暗，机器上蒙着白布，白布落了灰，看不出颜色。一排机床靠墙站着，像一队退役的老兵，站得笔直，没人再点它们。任厂长走过去，抬手把一台车床上的白布掀开一角，摸了摸床身。
“这台是德国来的。”他说，“当年进口的，一台顶几台。现在废铁价。”
付平没说话。他伸手摸了摸床身，凉的。车间里静，静得能听见外头风刮塑料布的声音。
任厂长一台一台带他看。这台是铣床，那台是磨床，墙角那台是厂里最后添的，添回来只转了一年，厂就停了。他说，机器停了不可惜，可惜的是人。机器放十年还是机器，人放十年就老了。他说，去年有个老车工，手还稳，来厂里转了一圈，摸着车床哭了一场。哭完了说要回来干活，哪怕是义务的。他说，没活给他干。
他带付平走到车间尽头，那里停着一台龙门刨，铁架上落了厚厚一层灰，灰上印着几只脚印，是猫的。任厂长说，前两年有野猫进来，在机器上做窝。他撵过几回，撵不走，就由它们去了。他说，厂里冷清，有两只猫，也算有点动静。付平看着那几只脚印，没说话。一所厂的最后一点热闹，是两只猫踩出来的。
他想起永川的弹簧厂。那厂也老，也有停了的车间，可没这么静。老于说，他就盼着机器响。机器一响，人就回来了；人回来了，厂就活了。付平那时候没全懂。今天站在这静车间里，懂了几分。机器不响的厂，不是厂，是一所空房子。房子空了，人心就散。人心一散，再想把机器转起来，就难了。
“任厂长，我问问你的事。”付平说，“这厂的地，谁的。”
“集团的。”任厂长说，“当年改制，地一块划给河阳重型了，我们厂就剩个名。房是我们盖的，房证有；地是集团的，地证没有。房和地，分在两家手里。”
“这十年，没人来办过。”
“来过。”任厂长说，“来一回，看一回，走一回。都说难，难在两家。房在我们这儿，地在他们那儿，中间卡着，谁也办不全。”
付平心里有数了。这厂，跟他手里那九条对得上。九条里说房随地走，先办地，房后补；房证没有的，由住建厅出说明，视同有证。住建厅和国土厅的说明，前些日子两厅联发过了。按这两条，二分厂的地能办，房也能认。差的，是集团出一个证明，证明这块地，二分厂用了这么多年，没争议。
他心里还过了一遍，这厂卡在哪儿。房在地不在，是它卡的地方；房随地走，是它解的钥匙。九条里还有第二条，二十年的税由该企业交，旁的可用水电旁证。任厂长刚才说的那些，再加上那本账，正好补上第二条。这么一算，二分厂这个厂，九条里用得上的，有四条。四条对上，这一个厂就能办。他把这四条在心里数了一遍，数完，底气足了些。
“任厂长，只要集团出一个证明，这证就能办。”
任厂长笑了一下，笑得干。他把棉袄的扣子扣上，说，集团的人，早不认这厂了。这厂在集团的花名册上，就是个空号。去找集团，人家一句话，这厂早跟集团脱钩了，找我们干什么。他说，他去过集团三回，头一回还行，接待的人听了听；第二回，人家说在开会；第三回，门卫都不让进了。
付平问他，集团的办公楼在哪。任厂长说，就在河阳城北，门口有大院子，院里有旗杆。他说，那楼比这厂新，比这厂高，里头的人也比这厂金贵。他说，他不怪集团的人，集团自己也难，几千号人养着，顾不上一个空号厂。他怪的是那二十年，二十年里谁来都把文件翻一翻，翻完了，谁也不签字。文件年年翻，厂年年停。
付平问他，集团要是不给这个证明，还有别的法子没有。任厂长说，有，也没有。有，是市里出面，让市里作个保，说这厂的地没争议；没有，是市里作保，集团不认，回头还是不认。他说，这二十年市里替这厂说过好几回话，一回比一回轻，说到后来，市里也懒得说了。他说，他不指望市里了。付平说，那这一回，他替这厂来说。
付平站在车间里，看那一排蒙着白布的机器。他跟任厂长说，这个证明，他去要。
任厂长看着他，没说话。看了一会儿，他把手里那串钥匙搁在车床上，从棉袄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头是个旧账本。
“付秘书长，你要去集团，我给你看样东西。”任厂长说，“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