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的人姓卫，是集团管资产的副总。
付平头一天就到了河阳。他没去市政府，在市里找了家小旅馆住下。晚上他把第二天要用的东西摊在床上，一样一样过。函、账的复印件、第十条的草稿、二分厂的工龄表，还有一张河阳的地界图。他怕漏，列了个单子，列完对着单子数了三遍。数完他给苏副主任发了条短信，说他要见的这个人，是集团管资产的。苏副主任回了三个字，看看他。付平把这三个字琢磨了半宿。他明白，苏副主任也不好直接催集团，只能让付平自己去看。看准了再谈，看不准谈了也白谈。
他下到门口，先跟付平道歉，说：“开了一下午的会，不知道门口坐着人。”付平说：“没事，我坐得住。”卫总看了一眼门口那个水磨石台阶，台阶上有个人坐过的印子，付平坐了一下午，把灰坐掉了。卫总没再说什么，把付平让进了楼。
付平在门口坐的那个下午不是白坐。头一个钟头，门卫还劝他进去等，说里头有椅子。他说不用。第二个钟头，门卫不劝了，自己搬了个小凳，隔着门陪他坐了会儿。门卫跟他说，他这门口一年到头没几个来找资产的，来找的多半是来要债的。他说，付平是头一个坐在门口一下午不吵不闹的，他就知道这人跟来要债的不一样。付平没接话，坐着，看对面那栋楼的一扇扇窗，窗后头有人影走来走去，走得挺忙。
天快黑的时候，门卫问他：“您是不是该走了。”他说：“再等等。”门卫说：“这个点领导们都在开会，散会得七八点。”他说：“那就等七八点。”门卫不劝了，给他续了点热水。水是门口暖瓶里的，温的。暖瓶塞子上缠着一圈红胶布，缠了好些年。他就着温水，把白天从二分厂带出来的那个馒头吃了。吃完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腿。腿坐麻了。他站了一会儿，接着坐。
他坐在那儿，脑子里过的不是卫总会说什么，是二分厂那一百多号人。他想，要是今天见不着卫总，他明天再来，后天再来。反正这地他认准了，来几趟都行。他这两年学到一个理，办事不怕慢，怕停。停了，前面走的全白走。他宁可一天走半步，也不停。
集团的楼里冷清。走廊长，灯开一半，另一半黑着。卫总的办公室不大，桌上摊着几份报表，边上压着一个老式的算盘。他请付平坐，自己倒了杯水，没给茶叶。
付平坐下，打量这间屋。屋不大，家具是老式的，柜子是九十年代那种组合柜，玻璃门里摆着几个奖杯，奖杯上的字褪了色。墙上挂着一幅字，四个字，字是好字，纸却黄了。桌上那摞报表，最上头一张的日期是上个月的。卫总的桌子比苏副主任的桌子还旧，可收拾得整齐，一点不乱。一个管资产的副总，用着一张旧桌子，桌上没有多余的东西。付平心里记了一笔。
他还看见桌角压着一沓便签，最上头一张写着两个字，缓一缓。字是卫总自己写的，笔画重。付平没问那两个字是写给谁的，可他猜得到。一个管资产的人，桌角压着缓一缓，说明底下压着的事件件都急，件件都不敢动，只能缓。
付平还把这间屋，跟他去过的另几间屋比了比。法制办邝副主任的屋，堆的是卷宗，是字；国资委苏副主任的屋，挂的是表，是账；卫总这间屋，摆的是报表和算盘，也是账，可这账旧。三间屋，三种难。邝副主任的难在法上，苏副主任的难在账上，卫总的难在钱上。他要办这一个厂，得把三种难都趟一遍。
“付秘书长，你为那个空号厂来的。”卫总说，“我摊开跟你说。这厂的地在集团账上。账上的地，动一分，得走一分的手续。手续走完能办，可这手续不是集团一家能定的。国有资产处置，得国资委点头。”
付平说，他知道。他把东西一样一样摆到桌上。
头一样，是河阳市里出的函，证明二分厂那块地这些年没争议。第二样，是二分厂的账，一零年记到停厂，地税房税水电，一笔一笔。第三样，是第十条的草稿。
卫总把三样东西一页一页看。函他看得快，账他看得慢，第七页上停了一会儿，那是九几年下岗那一页。草稿他看了两遍，看完把纸放下，手指在算盘上拨了一下，没拨动。
他看草稿的时候，眉毛动了一下。付平看见他动的，是看到第十条那句先办企业后理集团的时候。卫总没说什么，把那页纸翻过去，又翻回来，第二遍看得比第一遍慢。付平知道他在算。他算的不是这一家厂，是这一家厂后头的六七百家。
付平把第十条的意思趁着他看，简略说了一遍。他说，这一条不碰集团现有的地，只碰那些已经跟集团脱了钩、企业还在、厂子还在的。地还是集团的，可企业先把证办起来。集团什么都不用出，只出一纸证明。这纸证明在集团是一句话，在企业是一道坎。他问卫总，这句话，集团写得起写不起。卫总没接。他把草稿的第二遍看完，才开口。
“三样都是实的。”卫总说，“可我还是那句话，得国资委点头。”
付平说，他先不问国资委会不会点头。他问卫总：“这个厂，集团认不认它是集团的厂。”卫总说：“账上认。”付平说：“账上认，够了。集团只要账上认，就给得出那张证明；给得出证明，剩下的是市里和省里的事。”他打了个比方，说：“这厂像一户人家，户口本在集团手里，人在市里过日子。现在人要办证，缺的是集团把户口本拿出来翻一下。翻一下，不是把户口本给出去。”卫总听完，看了他一眼，没驳。
“卫总，我问您一句别的。”付平说。
“你问。”
“集团一年给退休职工交多少社保。”
卫总看了他一眼，没答。过了一会儿，他从报表里抽出一张，推到付平面前。上头是个数，几千万，红笔圈着。
付平把那张报表拿起来看。上头不止一个数，是一排，从八年前排到去年。八年前那个数小，去年那个数大，中间一年比一年高，像一道爬坡的线。红笔圈的是去年那个。数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写着在册退休人数。人数一年比一年少，钱一年比一年多。付平看着那两行数，一增一减，心里有点沉。少的是人，多的是钱，这两笔账，谁也不愿意往前翻。
“一年比一年多。”卫总说，“厂子在的时候，这个数不算什么；厂子没了，这个数压死人。集团这几年，卖了两栋楼，填了这个窟窿。楼卖完了，窟窿还在。”
他说，集团卖楼，卖的时候他也心疼。那两栋楼是集团的老楼，一栋办公楼，一栋家属楼。家属楼卖了，几十户人搬走，搬的时候有人哭。他说，是他签的字。签完了他在办公室坐了一夜，觉得自己像个败家子，把祖宗的东西一件一件往外搬。他说，可他不签，社保就断。社保一断，几百号退休的人就来门口找他。他宁可当败家子，也不愿意让老人来门口坐着。付平听着，没插话。
卫总说，他这句话跟人说过好几回，听的人多半劝他卖，说卖了一了百了。没人跟他说别卖。卖是最省事的，省事的事谁都会做，难的是不卖还能活。他说完这句，看了付平一眼，看付平接不接得住。付平没接。他知道卫总这是在试他。接早了显得轻，接晚了显得虚。他等卫总把话说完，才开口。
付平说：“那就别卖了。”
这句话，付平在苏副主任那儿说过一回，在这儿又说了一回。他把入股的法子摆出来，说：“地不卖，作价入股，集团出地，市里出钱出人，合资办公司，办企业，企业活了，集团按股分红，社保从那笔钱里出。地还在，数不会一次花光。”
他还说：“这个公司，市里控股，集团参股，职工的利益单设专户。分红的日子写进协议，国资委核准备案。集团的人拿着协议，心里有底。有底就不怕。他说，他知道集团最怕的不是少赚，是怕签了字将来被人翻账。那就在协议里写清楚，把将来的账摆在明处。明处的账，谁都翻不倒。”
卫总听完，没说话。他把那张圈着红笔的报表收回去，压回那摞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