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湾的硝烟散去后，日本列岛迎来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怪局面。
洪天贵并未在江户久留，临走前，在他的在压力下，德川庆喜颁布了一道决定了日本未来百年命运的《分藩安民令》：
“自今日起，日本诸藩，各守其境，不得相攻；西南与东北诸藩，俱不得擅启战端。凡有违令者，必举国讨之。”
天威军也发出通告，日本之内政，由尔等自理，但胆敢擅自越界攻伐他人者，便是与天威军为敌！
这道命令，表面是“调停”，实质是一把碎镜的锤。
历史原本的走向，是明治新政府以“废藩置县”，将二百七十余藩捏成一个集权近代国家，再以“征韩论”与“大陆政策”喂出一头军国主义怪兽。
而洪天贵要的，恰恰是反方向，让日本永远停在“幕藩割据”的散装状态，让萨长土肥永远互相提防，让德川家关东自保，让西南强藩各怀鬼胎。
一个分裂、内耗、没有统一市场与统一兵役制的日本，才是中国东南海疆最安全的缓冲国。
命令传开，各藩反应迥异。
萨摩藩最先低头。岛津久光在鹿儿岛城，已彻底认清现实。他本就是公武合体派，对“彻底倒幕”本就保留，如今老巢被轰、长子（久挚）在江户倒幕军中铩羽而归，心灰意冷。
他下令萨摩全藩：“此后闭关自守，修内政，绝不踏足江户一步，绝不涉琉球一事。”
萨摩的激进派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虽在倒幕军中憋着一口气，但江户城下一轮炮击更把长州、肥前、土佐打掉一半人，萨摩军实际已退出倒幕联盟。
西乡隆盛在营中沉默三日，最终对大久保说了一句：“此非吾等之日本矣。”随即称病，退居鹿儿岛乡间，历史上那个喊出“征韩论”的萨摩军神，就此被洪天贵的炮口按在了九州南端。
长州藩最不服。毛利家历代与幕府不睦，吉田松阴的门生们满脑子“一君万民”、“尊王攘夷”。
伊藤博文、木户孝允在江户败退后，于藩内主战派压力下试图再举兵。可当他们调集藩兵行至周防滩，看见天威军一艘“武宣号”巡洋舰在关门海峡游弋，主炮缓缓转动，便知任何“再战”都是送死。
天威军超越这个时代的装甲巡洋舰，舰炮的射程、射速、爆炸威力，不是这个时代的日本可以抗衡的。
长州藩最后咬牙认了三百万两赔款中的一百二十万，分期十年，同时被迫签下“永不犯琉球、永不助他藩攻幕府”的誓文。那个原本要“维新日本”的长州，被锁死在了本州西陲
肥前藩最务实，锅岛家本就财政窘迫，佐贺城连像样兵工厂都养不起，藩主锅岛直大接令当日便回话：“谨遵天朝约束。”
肥前靠长崎贸易吃饭，而长崎港直接面临天威军海军舰队的威胁，没有反抗的资本。
土佐藩最尴尬，山内丰信（容堂）本是“大政奉还”的发明者，最善见风使舵。他立刻把板垣退助等激进武士压了下去，上书江户幕府“愿为调人”，实则两边讨好。洪天贵对此藩评价一句：“土佐巧佞，不足为患，留之可娱诸侯。”
至于德川庆喜，则是这场碎镜局中唯一的“赢家”，也是最大的囚徒。
他保住了江户，保住了征夷大将军的空名，甚至在洪天贵授意下，由天威军出面召集“关东诸侯会议”，让他以“日本大老”身份协调关东诸藩。
可他心里清楚：幕府的常备军已灭，财政被五百万两军费掏空一半，江户湾里停的不是他的船，是六艘随时能把他城池轰平的钢铁巨兽。
他送给洪天贵的，不只是女儿镜子，还有幕“德川家世守关东，奉太平天国正硕”的承诺。
于是，日本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政治标本。
天皇在京都，依旧穿礼服、行古礼，却无兵、无钱、无藩支持，成了吉祥物。
幕府在江户，有将军名分，无全国实权，靠天国背书镇守关东；
萨长土肥四强藩，各自割据西南，互相戒备，再无“萨长同盟”的政治基础；
二百七十余藩，名分上仍存，实权上被《分藩安民令》焊死在各自领地上，谁动谁死。
“废藩置县”四个字，从此从日本辞典里被生生抠了出去。 没有统一兵役，没有统一币制，没有统一教育，更没有“日本人”这个概念，百姓只知自己是萨摩人、长州人、江户人。
洪天贵离日那日，站在“金田号”甲板上，最后望了一眼云雾里的富士山。身穿华夏女官官服的傅书洁随侍在侧，低声问：“大元帅，日本自此便这般散着？”
“散着好。”洪天贵语气平淡，“一个能统一、能维新、能造铁舰、能喊‘征韩’的日本，才是东亚的心腹大患。如今把它打成一面碎镜，每块镜片都照不见全貌，也拼不回原形。德川是看门狗，萨摩是看院犬，长州是拴链豹，都咬不了人，只能互相叫。”
侯雪峰在旁听得心中一凛，却也暗自佩服。这一手，比灭掉日本更狠。灭国不过换块招牌，碎镜却是断其脊骨、封其心智。
东海舰队拔锚起航，赤底玄龙旗在江户湾的晨雾中渐渐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