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在新土地上度过的春节，尤为隆重。
都护府出资，在平壤、泗沘、金城等主要城市举办了盛大的灯会、舞狮和庙会。来自大唐的瓷器、丝绸、茶叶、书籍，以及格物院出产的玻璃镜、白糖等新奇之物，在庙会上展销，引得万人空巷。
最让普通民众感到新奇与温暖的，是都护府组织的“写春联、送福字”活动。大批唐军中的文书官，以及“劝学所”的学生，在街头巷尾摆开桌案，免费为过往百姓用红纸书写汉字春联和“福”字。
起初，人们只是好奇地围观，但当他们听说这些红色的字纸能带来“大唐天子的祝福”和“来年的好运”时，开始争先恐后地索要。
一时间，家家户户的门楣上，都贴上了红色的唐字春联，那一片耀眼的中国红，成为了战后第一个春天最温暖、最鲜明的色彩。
一个原本以打渔为生的百济老汉，拿着刚刚领到的、写有“四海升平”的春联，对着略识几个字的邻居感叹：“这大唐，不光有会打雷的火炮，还有这么好看的字，这么吉庆的红纸。他们来了，好像……日子也不全是坏事。”
他的邻居，一个在“惠民药局”用刚学会的几个汉字给儿子换过药的母亲，深有同感地点头：“是啊，药局的先生们说话和气，孩子吃了他们的药也好得快。听说，学好唐字，将来还能去官府的工坊做工呢。”
这些细微处的便利、节庆时的欢愉、以及对更好生活的隐约期盼，如同涓涓细流，开始冲刷战争的创伤与隔阂。武力征服确立了秩序的上限，而文化浸润则在悄然提升认同的下限。
当李治在长安收到来自安东都护府的密报，提及半岛孩童嬉戏时，会模仿唐军士兵操练的口令；提及市井之间，开始流传长安的诗词和故事；提及越来越多的平民希望将孩子送入“劝学所”时，他知道，兕子所说的“文化之根”，正在那片新的土地上，悄然萌发。
这种认同，并非建立在强迫之上，而是源于对更先进文明、更美好生活的自然向往。它比任何行政命令都更加持久，也比任何军事堡垒都更加坚固。帝国的东方边疆，正在被刀剑、制度与文化，共同铸成一道真正的铜墙铁壁。而这道墙的基石，正是千千万万开始在心里认可“大唐”二字的普通民众。
永徽六年冬，一支来自“倭国”（此时尚未改称日本）的遣唐使船队，历经风浪，抵达了大唐的登州。
使者名为吉士长丹，携带着倭国朝廷的国书与贡品，前来“学习大唐先进制度与文化”，姿态放得极低。
消息传到长安，朝廷并未太过在意。
四夷来朝，于大唐乃是常事。
然而，当晋阳公主李明达得知“倭国使臣”抵达时，她罕见地主动请求在倭使正式觐见前，与皇兄李治密谈。
两仪殿内，炭火盆驱散了冬日的寒意，却驱不散李明达眉宇间那一丝罕见的凝重。
“皇兄，听闻倭国遣使来朝？”
“正是，”李治有些意外于妹妹的关切，“不过一东海岛国，仰慕华风而来。兕子为何如此在意？”
“皇兄，”李明达屏退左右，声音低沉而清晰，“此族，非比寻常。在其谦卑好学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一种极为可怕的民族心性。道祖梦中，对此族曾有警示，其祸之烈，绵延千载，甚于北方任何蛮族。”
李治神色一正，他知道妹妹的“梦”从不虚言。“细细讲来。”
李明达没有直接说该如何做，而是先为李治展开了一幅基于后世认知的、关于这个民族的剖析图卷：
“此族居于海岛，资源匮乏，灾害频发，骨子里深藏着对大陆富饶的渴望与自身生存的危机感。
因此，他们对于强者，会表现出极致的谦卑、恭顺与学习欲望。然而，这种学习并非真心仰慕，而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一旦他们认为自己足够强大，或自认为是强者时就会露出破绽，昔日的谦卑会瞬间化为最凶狠的獠牙。其反复无常，远超草原部落。”
“其国内等级森严，下克上之事却屡见不鲜。这种结构培养出的不是忠诚，而是在严格秩序下被压抑、扭曲，最终以极端方式爆发的野心。他们能将学去的东西，融入其偏执的性情中，变得更具攻击性。”
“他们善于学习，甚至模仿到一丝不差，却很难真正理解‘仁’、‘和’、‘恕’等华夏文明的核心精神。他们更倾向于汲取技术、制度中有利于其扩张和凝聚的‘术’，而摒弃道德约束的‘道’。其民族本性中的某些东西，极其顽固，非文化所能轻易化解。”
李治听着这番闻所未闻的深刻剖析，面色越来越凝重。他意识到，这并非一个可以简单用“怀柔”或“征伐”来处理的对手。
“既然如此，”李治眼中寒光一闪，“不若朕寻个由头，令王玄策率水师东渡，在其羽翼未丰之时，永绝后患！”这确实是绝大多数人会选择的“爽文”路径。
李明达却缓缓摇头，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皇兄，斩草除根，固然痛快。但大海茫茫，征伐不易，治理更难，反而可能激起其困兽犹斗之心。
臣妹今有一策，可名正言顺地为其套上枷锁，让其永远活在大唐的影子之下，为我所用，却永难真正的威胁中原。”
“哦？何策？”
“其既然慕华风，好学习，那我大唐便 ‘因势利导’，以其最渴望的东西为诱饵，行‘文化锁定’与‘战略操控’之实。”
“倭国国内，并非铁板一块。其朝廷与地方豪族（国造）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深重。我大唐可明确表态，只承认其‘大王’（天皇）为合法君主，所有国书、赏赐，只针对大王及其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