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令兵跑出门，军靴踩在雪地里发出嘎吱声。我站在门口，风吹得门板晃来晃去。我摸出怀表看了看——比北京慢六分钟，但走得准。钥匙和纸条还在衣服内袋里，贴着胸口，硌着肋骨。我转身进了屋。
桌上放着昨晚画的三张草图，边角湿过，现在已经干了，墨线有点歪。我把它们翻过来，用木尺压住四角。炉火忽明忽暗，火苗一跳一跳，墙上的影子也跟着乱动。我没开灯，就站在那儿看了会儿。三个时间点：七十二小时、四十八小时、二十四小时。连起来不像直线，也不像圆，倒像一根越拉越紧的绳子。对方不是乱来的，是在一步步逼近。
我捡起一根烧黑的木棍，在地上画出防线。东沟拐角、南坡松林、北坡假雷区，三点连成一个歪三角。如果敌人再动手，很可能就在通讯线路旁边的空地。时间呢？按这个节奏，可能就是今晚，甚至更早。等开会安排？早就来不及了。训练必须马上开始。
天刚亮我就出了门。营地里有人扫雪，动作不快，但一直没停。战士们都穿着旧棉袄，袖口磨毛了，裤腿扎进绑腿里。走到训练场，看到几组人在整理装备。
没人说话，只有铁器碰撞的声音。我招了招手，几个组长围过来。我用木棍指着地上的图说：“敌人试探了三次，一次比一次快。有人在测角度，应该是为了定位设备。
爆炸没人出现，说明能远程控制。”我又在雪地上画出三个点，“这不是开头，是倒计时。我们练三件事：听到警报立刻集合，假装撤退突然反击，夜里布防不能出声。”
他们盯着地上的线，没人提问，只点了点头。我知道他们很累——前两天刚打完仗，主掩体塌了一半，伤员还没送完。但现在顾不上休息。我下令分组开练，第一轮从拉警报开始，掐表计时。
我自己去了北坡观察点，看着秒针走动。
第一组用了七分多钟才到齐。我走过去说：“下次四分钟内不到，全组加练。”有人喘着气点头，手还在抖。我不再多说，挥手让他们重来。第二轮缩短到五分半。第三轮，有两组进了四分二十秒。还是不够快，但我没催。零下二十度，人反应慢，手指僵，耳朵发麻。只能一遍遍练，直到身体记住动作。
中午前我去了工棚。低矮的土坯房顶着帆布，门帘是两块破毯子拼的。掀开门帘，热气混着机油味扑面而来。里面三人围着一台改装设备，电路板用热水袋包着，电线缠在暖气管上。
一人正用镊子夹焊锡，手背冻得发紫。我没说话，靠墙看了一会儿，记下设备重启时间：第一次两分十七秒，第二次一分五十秒，第三次两分零三秒。墙角温度计显示屋里十一度，外面零下二十三。
我说：“两班倒，两小时换一次，操作记录要交接清楚。”那人抬头看我一眼，点头。我又说：“别求完美，只要零下三十度能撑十五分钟就行。”他哑着嗓子答：“明白，能行。”我没多留，合上本子就走了。外面还在下雪，帽檐上结了薄冰。
下午我改了训练计划。原打算全天合练，现在不行。体力好的重点练反应速度，动作慢的专攻伪装布防。我在雪地上重新分组，直接布置任务。这回没人抱怨，拿了命令转身就干。站在高处看，有人铺白布，有人往枪带上绑雪块，还有人用刺刀削木桩做假火力点。所有人都在动，但全场很安静，只有风声。
第四轮演练结束时，太阳已经落到山后。我手里的汇总表写着：平均响应时间四分十八秒，伪装阵地合格率九十二，通讯恢复流程三次全通过。我在每项后面画了个勾，翻到最后一页写下“最终预案”，塞进文件袋。火盆里烧着废纸，灰烬打着转，被风吹散。
走出帐篷时，天已经黑了。营地里亮着昏黄的灯，几盏汽灯挂在哨位旁，光圈一圈套一圈。战士们还在忙：有人蹲在战壕边擦枪，来回拉棉纱布；有人往掩体上压新雪，一层又一层；还有人默默传递干粮包，一袋接一袋送到储藏点。没人笑，也没人叹气。大家都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走到指挥帐篷外的高地上，掏出怀表。七点四十二分。还是慢六分钟，但走得稳。我把它按回胸口，忽然听见远处传来轻响——像是铁锹碰到石头。接着又一下，节奏很稳。我望向西岭方向，两个战士正在加固侧翼工事。灯光把他们的影子拉长，投在雪地上，随着动作一晃一晃。
我低下头。白天训练留下的脚印还没被雪盖住，深一脚浅一脚，有些地方踩出了冰壳。这些痕迹明天就会被新雪埋掉，新的脚印又会踩上来。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打，也不知道敌人到底想干什么。但我知道一件事：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活下来。
西北风钻进衣领，冷得刺骨。我没动，听着营地里的声音——踩雪的嘎吱声、金属摩擦的轻响、压低的口令。这些声音原本杂乱，可听久了，竟慢慢变成同一个节奏。像心跳，咚，咚，咚。
我伸手摸了摸腰间的枪。枪管很冷，但握把上的布条还是软的。那是我自己缠的，一圈挨一圈，没有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