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的时候，司马逸风醒了。
他没有做梦，或者说，他不记得自己做过梦。醒来的时候，他躺在床的正中央，被子整齐地盖在身上，和他睡前一模一样。他没有翻身，没有踢被子，没有像以前那样在睡梦中把枕头抱在怀里。他就像一具被精确摆放的尸体，安静地、规整地躺了一整夜，一动不动。
窗帘的缝隙里透进一线灰白色的光，落在地板上，落在对面墙上那幅画的复制品上，落在他枕边的空处。那个位置曾经放着她的枕头，现在空了，什么都没有了。他盯着那片空白看了很久，然后坐起来，把被子叠好，放在床尾。他的动作很慢，每一个步骤都做得很认真，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
他走进浴室，洗脸，刷牙，刮胡子。镜子里的他和昨天没有什么不同，还是那么瘦，颧骨还是那么高，眼窝还是那么深。但他的眼神不一样了。以前他看镜子的时候，眼睛里总有一种东西，像是期待，又像是焦灼，像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今天那种东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静，一种尘埃落定之后的、不再挣扎的平静。
他换好衣服，走进厨房，烧了一壶水，泡了一杯茶。茶是淡的，他只放了几片茶叶，胃还不行，不能喝浓的。他端着茶杯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茶几上还摊着一些案卷材料，是昨天没看完的。他拿起最上面那份，翻开，看了几行，又合上了。
不是看不进去，是不想现在看。
他的目光落在茶几下面的抽屉上。抽屉里放着一些杂物——遥控器、说明书、几支用了一半的笔。但这不是他看的地方。他看的是抽屉下面那个小型的碎纸机，银色的，放在茶几最底层的架子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那个碎纸机是他几年前买的，用来处理一些机密文件。他从来没有用它碎过私人的东西，因为从来没有私人的东西需要碎。
今天有了。
他站起来，走进书房。书房里的灯还亮着，那盏老式台灯开了一整夜，灯罩上的裂纹在灯光下显得更加明显。他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拿出那封信。信折得整整齐齐，是一个规规矩矩的长方形，白色的信纸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他把它拿在手里，掂了掂，很轻，轻得像一片叶子，轻得像一个已经散去了所有重量的灵魂。
他拿着信走出书房，走下楼，走进厨房。
厨房里有一个不锈钢的洗菜盆，他把信放在盆里，然后开始翻找抽屉。他记得有一盒火柴，在某个抽屉的角落里，和几节旧电池、一管快用完的牙膏放在一起。他找了几个抽屉，终于在第三个抽屉的深处摸到了那盒火柴。火柴盒是红色的，已经有些受潮了，上面的图案模糊得看不清是什么。他抽出一根火柴，在盒侧的黑砂上划了一下，没有着。又划了一下，还是没有着。第三下，火柴头亮了一下，然后熄了。第四下，一簇小小的、橘黄色的火苗跳了出来，在空气中摇曳着，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婴儿，摇摇晃晃的，随时都可能跌倒。
他拿着那根燃烧的火柴，举到信纸上方。
火苗离信纸只有几厘米。他能感觉到那股微弱的、温热的气息，从火苗的顶端散发出来，烘烤着他的手指。他的手指没有抖，很稳，稳得像他在签署一份商业合同，稳得像他在法庭上递交那些证据。
他没有把火柴放下去。
他就那样举着，看着那簇小小的火苗在空气中摇曳。火柴烧了一半，火苗变得更大了一些，更旺了一些，热度也更明显了。他的手指开始感觉到灼烫，但他没有松手。他让火柴继续烧，烧到他的指尖开始发疼，烧到他闻到了皮肤被灼烧的气味。
然后他松了手。
火柴掉进了洗菜盆里，落在信纸上，火苗舔舐着纸面，在白色的信纸上烧出一个黑色的、边缘焦黄的洞。洞慢慢地扩大，从中心向四周蔓延，像一朵正在绽放的、黑色的花。纸的边缘卷曲起来，变成灰白色，然后变成灰黑色，然后变成细碎的、轻飘飘的灰烬，在洗菜盆里打着旋。
他没有动，就站在那里，看着那封信被火焰一点一点地吞噬。
火不大，甚至可以说很小，像一个人临终前微弱的呼吸。但它很坚定，一寸一寸地、不可逆转地燃烧着。那些字在火焰中变形、扭曲、消失。“紫涵”两个字先被烧掉了，“我不会再等你了”也被烧掉了，“你值得更好的”也被烧掉了。所有的字都变成了灰烬，所有的感情都化成了烟雾，在厨房的上空盘旋了几秒钟，然后消散在空气中，再也看不见了。
信烧完了。
洗菜盆的底部铺了一层薄薄的灰烬，灰白色的，有些地方还残留着没有被完全烧掉的纸片碎片。那些碎片上还能看到一两个笔画，孤零零的，像一个完整的句子被拆散之后剩下的残肢。他用手指碰了一下那些灰烬，指尖触到的是温热的、细腻的粉末，像某种经过高温煅烧后的矿物质。那些粉末附着在他的指腹上，怎么也甩不掉，他吹了一下，粉末飞起来，在空中飘散，落在他的衣服上，落在洗菜盆的边缘，落在灶台的台面上。
他把水龙头打开，水流冲进洗菜盆里，把那些灰烬冲散，冲进下水道。灰烬在水流中旋转了几圈，然后消失了，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他关掉水龙头，看着空荡荡的洗菜盆，盆底有一圈淡淡的水渍，是灰烬留下的最后痕迹。
他站了很久。
然后他把洗菜盆洗干净，用抹布擦干，放回原处。他把火柴盒放回抽屉里，关好抽屉，走出厨房，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
茶几上的案卷材料还摊在那里，最上面那份他翻开过又合上了。他重新拿起来，翻开，从第一页开始看。这是一个新案子，当事人是一个年轻人，被冤枉犯有盗窃罪，已经在监狱里待了三年。案卷材料不多，只有薄薄的几十页，但他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像在阅读一本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古籍。
他的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
他拿出来看，是一条新闻推送。标题是《司马逸风：从商业帝国到冤案援助，一个男人的自我救赎》。他没有点开，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朝下。他不看那些报道，从第一天就不看。不是不在乎，是太在乎了。他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在乎她怎么看他，在乎这个世界怎么看他。但他知道，这种在乎是毒药，会让他做事的动机变得不纯粹。他不想做一个为了洗白而做好事的人，他想做一个只是单纯地觉得这件事应该做、所以就去做的人。
所以他选择不看。
手机又震了一下。这次不是新闻推送，是一条短信。他拿起来看，是助理发来的：“司马总，山西那个案子的当事人家属到了，在基金会等您。”
他看了一眼时间，上午九点十分。他站起来，把案卷材料装进公文包，穿上外套，拿起车钥匙，走出了家门。
电梯下楼，地库取车，驶出小区。
路上的车流已经稀疏了，早高峰过去了，城市进入了一种慵懒的、不急不躁的节奏。他开得不快，甚至比平时更慢一些。不是因为堵车，是因为他不想开快。他今天不想赶时间，不想把每一分钟都填满，不想用工作来麻醉自己。他想慢慢地开，慢慢地想，慢慢地接受那个他已经做出、但还没有完全消化的决定。
他想起昨晚写的那封信。
不，不是昨晚写的，是今天凌晨写的。他写了很久，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在石头上雕刻。他写的时候没有哭，写完之后哭了，哭完之后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锁了。然后他躺在床上，以为自己会失眠，以为自己会翻来覆去地想着那封信，想着要不要把它寄出去，想着如果寄出去了她会怎么想。可他没有。他躺下不到十分钟就睡着了，睡得比任何时候都沉，比任何时候都安稳。
因为他做了一个决定。
一个他逃避了五年的决定。
放手。
这个字眼在他心里转了很多年，从她入狱的第一天就开始转，转到她出狱，转到她看着他说“先生，我们认识吗”，转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