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雪地里走得很慢，脚印歪歪扭扭。两公里路，走了快一个小时。路上我停了三次，每次停下来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响。
营地亮着灯，大部分帐篷都有光。指挥所前面搭了个大帐篷，有人在搬酒，有人在挂彩带。庆功宴要开始了。
卫生员跑过来要给我换药。我说不用。他伸手碰我的绷带，我躲开了。他没再坚持。
我走进旁边一个小帐篷。这里是通讯班以前值夜用的，现在没人。煤油灯还亮着。桌上有一封家书，我没拆。我从贴身口袋拿出一枚军功章。铜的，上面刻着“特等功”三个字，边上有刮痕，还有火药灰。
我拿出一块旧布，开始擦。一下一下，擦得很慢。手指能摸到金属上的坑。这枚章我一直没戴过，就放在怀里。上一次碰它还是在B3桥北边高地打旗语的时候，那时候手一直在抖。
门帘掀开了，团长李国华进来了。他摘下手套，放在桌上。右耳包着纱布，脸色很难看。
他说：“师部批了，给你记特等功。名字已经报上去了。”
我没停下擦章的动作。
他说：“今晚宴会上宣布。你要站到前面去。”
我把章翻了个面，继续擦背面的划痕。那里有一道很深的口子，像是被弹片划过。
我说：“这个章，能不能熔了？”
他愣住了。
我说：“换成米面，送给牺牲战友的家人。王大柱的老娘在山东，赵铁柱有个弟弟在河北，陈大力的女儿才六岁……这些粮食比章有用。”
他站着不动。
外面有人喊：“团长！酒到了！”他没应声。
他说：“你杀的敌人最多，炸了七辆卡车，烧死三十多个美军。这不是一般的功劳。”
我说：“活下来的不一定是该活的。王大柱教我清枪，赵铁柱替我挡子弹，老班长刘根生带我听坦克声音……他们没看到今天。”
他低头看我手里的章。
我说完，把布叠好，把章包起来，重新塞进胸口。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最后拍了下我肩膀，转身走了。
帐篷里只剩我一个人。
灯闪了一下。我没动。左耳的绷带松了，血顺着脖子往下流，滴在领子上。我没管。
外面热闹起来了。有人搬桌子，摆碗筷，放广播。笑声传进来，还有说话声、碰杯声。新兵在唱歌，声音齐但跑调。
《志愿军战歌》响了。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我站起来，走到帐篷口，掀开一条缝。
风雪还在下。远处黑漆漆的。南方什么都看不见，但我记得地图。清川江以南还有阵地没拿下来，B3西侧高地还有两个暗堡。我们连死了十七个人，我都记得他们的名字。
歌声继续。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我摸了摸胸口。军功章贴着皮肤，很凉。
我想起王大柱最后一次笑是十一月二十三号晚上。他用刺刀撬罐头，说这次是牛肉的。结果打开是豆子。他咬一口说：“豆子也香，总比饿死强。”
我想起赵铁柱中弹前把机枪塞给我。枪管烫得冒烟，他手抖但没松。肠子流出来，他拿布缠住，还说“打准点”。
我想起小兰最后一次给我换药。她左手戴着银铃铛，动作很轻。她说打完仗想去坐船看海。我没答应，怕她失望。
歌声越来越响。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我靠着帐篷杆站了一会儿。腿有点软。肩膀开始发烫，像里面有火在烧。
我没去参加宴会。
外面人越来越多。有人喊：“团长！开场词！”李国华站到前面，抬了下手，大家安静了。
他说：“今天我们打赢了一场硬仗。敌人的猛虎车队全灭，B3通道打通。这一仗，靠的是所有战士拼出来的。”
下面有人鼓掌。
他说：“特别要说一个人。三连战士陈默，在前线设伏，引爆油桶阵，切断敌军退路。他本来可以撤，但他守到最后。师部决定，为他记特等功。”
没人欢呼。
他顿了顿，说：“但他刚才告诉我，这功不要了，想换成粮食，送到牺牲战友家里。”
大家安静了几秒。
然后一个新兵喊：“陈哥！进来说话！”
没人应。
另一个声音喊：“陈默！你是英雄！”
还是没人应。
他们不知道我在哪。
我退回帐篷角落，坐下。煤油灯快灭了，光变暗了。我从背包拿出波波沙，开始拆。
先卸弹匣。三十发子弹都在，弹簧正常。我把子弹倒出来，一颗颗检查，都好好的。枪机擦了一遍，导气管也清了。复进簧有点卡，我用布条蘸枪油来回拉了十次。
装回去时，手指不太听使唤。左肩疼，但我没停。
枪装好了，我拉了两下枪机。很顺。
我把它靠在桌边。
外面歌声停了。有人讲话，听不清。接着是喝酒的声音，划拳的喊声。天上烟火炸开，红光照进帐篷。
我没抬头。
灯灭了。
我坐着不动。
风从帘子缝吹进来，带着雪。脸上湿了，不知道是雪化了还是别的。
我摸了摸胸口。
军功章还在。
它不会说话。
但它压着我的心跳。
像一块沉在水底的铁。
我闭上眼。
耳边传来脚步声，很轻，朝这边来了。
帐篷帘子被掀开一半。
冷风吹了进来。
一道手电光照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