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落在我的鞋面上，帐篷里很冷。我坐在箱子上，右手还搭在帽檐上，左手压着左肩的伤口。血已经渗过纱布，布料又湿又硬。我低头看手里的照片，背面写着“1950.12.3，出发前，必胜”。字迹被体温焐得有点模糊。
我把照片塞进胸口的口袋，贴着心口放好。怀表还在手里，盖子裂了，指针走得慢，但没停。我合上它，放进衣兜。弹匣包放在腿边，我拉开拉链，取出一个五发弹匣。铜壳子弹擦得很亮，底缘编号清楚，没有锈。我推入弹仓，咔的一声，装好了。拉一下枪栓，很顺。枪管干净，没有黑灰。
莫辛纳甘步枪靠在箱边，枪托有磕痕，握把磨出了光。我把它拿起来，检查瞄准具，扳机护圈结了一层霜。这枪陪我走过长津湖，打穿了北极熊团的指挥室门。它不说话，但它记得谁死在了雪地里。
外面有篝火的声音。有人唱歌，有人喊口号。笑声一阵阵传来。他们庆祝胜利，可我知道，周虎没回来，雷神也没回来。小兰冲进火场时，连头都没回。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嘉奖令上，但他们比我更该戴那枚勋章。
我闭上眼，耳边响起赵铁柱肠子流出来时的喘气声，还有王大柱在雪夜里帮我捂枪栓时说的那句“尿是热兵器”。这些声音比炮火还响，压得我喘不过气。
马蹄声由远及近，踩碎了雪壳。
我没抬头。脚步停在帐篷口，帘子被人掀开。一股寒风带着雪扑进来。一名通讯员站在门口，脸冻得发紫，眉毛结了霜。他摘下帽子，敬礼。
“陈默同志，师部紧急命令。”
我看着他。他年纪不大，嘴唇干裂，手里拿着红头文件。
“讲。”
“美军在三八线集结兵力，侦察机连续三天飞越前线。上级判断，敌军将在七十二小时内发动进攻。”他声音很稳，“要求你立即重组特种小队，深入敌后，查明指挥节点、火力配置和通信频率，为反攻提供情报支持。”
我问：“几个人？”
“八人编制，由你指定。”
“装备？”
“轻装出发，无空中掩护，无线电信号受限。师部只能提供基础补给和一张最新地形图。”
“时间？”
“明天日出前必须出发。”
帐篷里安静下来。火盆里的炭快灭了，只剩一点红。我盯着地面，脑子里闪过一张张脸——周虎、雷神、黑客、吴小六。我们炸了弹药库，夺了指挥旗，可战争没完。
通讯员站着等我说话。
我慢慢站起来，动作牵动左肩，疼得吸了口气。我把步枪背上肩，扣好绑腿带。弹匣包装紧，腰间的美军怀表挂好。我从枕头下抽出战术笔记，翻到空白页，开始写人名。
第一个是铁锤。他会排雷，炸药包缠得牢。第二个是吴小六。他耳朵灵，能听出炮弹型号。第三个是老杨，反侦察专家，能识破陷阱。第四个是马三炮，商队出身，熟悉敌占区路线……
我写完八个名字，撕下纸页，递给通讯员。
“这些人，今晚必须到齐。”
通讯员接过纸条，看了看，收进怀里。“是。师部还送来一份换岗时间表和两张新地图，我已经交给值班参谋。”
我点头。“告诉他们，两小时后召开作战会议。我要看到所有人的战斗履历、特长和伤情记录。”
“明白。”
他转身要走。
“等等。”我叫住他，“这次任务，不是斩首，是侦察。不准主动交火，不准暴露位置。活着回来的人，才算完成任务。”
他立正：“是！保证传达！”
他掀帘出去，风雪灌进来又关上。我站在原地，听见他的脚步踩着雪远去。
我走到桌边，铺开地图。三八线以南的山势复杂，有三条主要通道通往敌后纵深。一条沿河谷，容易被埋伏；一条走高地，看得远但容易被发现；第三条穿过废弃矿区，地形隐蔽，但可能有地雷。
我用铅笔圈出三条路线，标上代号。A线适合快走，B线利于观察，C线最安全但花时间最长。我需要根据敌军巡逻情况决定走哪条。
桌角放着半块压缩饼干。黑色的，边缘碎了。赵铁柱临死前塞给我的。我一直留着。不是舍不得吃，是不敢吃完。吃完了，他就真的没了。
我把饼干放进挎包，拉好拉链。
帐篷外，欢呼声渐渐没了。篝火还在烧，但没人再唱歌。夜越来越深，风刮得更猛。我解开棉衣，重新检查内袋里的照片。它还在，贴着心跳的位置。
我穿上外衣，系紧扣子。拿起步枪，检查保险是否打开。弹匣装满，枪机复位。我背起背包，里面有干粮、急救包、备用弹药和信号镜。
我走到帐篷门口，掀开帘子。
雪还在下。营地安静了，只有哨兵在来回走动。远处山峦漆黑，看不见尽头。我知道，那边有敌人，有雷区，有枪口对着天空。
但我必须去。
我不是为了勋章打仗。
我是为了不让你们白白死去。
我迈步走出帐篷，踩进雪里。脚印一路延伸，没有回头。
风扑在脸上，像刀割。我抬起头，看了一眼星空。
然后我站直身体，朝着指挥部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