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步声越来越近。我抬手，赵铁柱和王秀兰立刻趴下。我们只有三个人。
我没有拿枪瞄准。前面没有枪声，脚步很乱，不像是敌人进攻。
灌木被分开，一队穿志愿军棉衣的人冲出来。带头的是尖刀组的李班长。他脸上有黑灰，手里拿着一把法式FAMAS步枪。
“是你们！”他声音很哑，“指挥部拿下了！敌人从后门跑了，我们追到这里。”
我点点头，放下枪。心跳慢慢稳下来。
“油库刚炸了。”我说。
“电话线断了。”赵铁柱说。
“电台也被我们弄坏了。”王秀兰说。
李班长听后笑了笑：“那这仗，就算是打完了。”
我并没有跟着笑，我看向海防指挥部，那里有栋三层水泥楼，墙却塌了一半，旗杆也倒在了地上，断口像被炮弹打的。
“走吧。”我扭头对他们说。
我们跟着李班长往指挥部去。路上看到几具法军尸体，还有烧黑的吉普车。空气里有烧味和血腥味。
楼前空地上插着一面红旗。是用床单染的，颜色不匀，风吹一下就贴在杆子上。
“这是临时的。”李班长说，“真正的国旗呢？”
我打开背包。里面有一块红布，叠得很整齐。四边压着硬纸板，不让它皱。这是我从北京出发时，师部交给我的。
“拿来吧。”赵铁柱伸手。
他要接，可左腿一软，膝盖碰到地。他没喊疼，手还举着。
我把国旗递过去。他双手接过，像怕弄坏一样。
我们走到钢梁旁边。那是原来旗杆的位置。旁边有半截断绳，挂着一块破布。
“搭个杆。”我说。
赵铁柱把国旗给我。他拿出工兵铲，我和王秀兰一起搬钢梁。很重，边缘锋利，划破了我的手套。
我们把两根钢梁绑在一起。王秀兰从药箱拿出绷带，缠在连接处。她动作快，手很稳。
杆子立起来了。三米高，有点歪，但能站住。
我打开国旗。红布铺在胸前。五颗黄星在阳光下很清楚。
我拿出挂钩，把国旗挂上去。一个环一个环扣好。最后拉直四个角。
赵铁柱站在我边上。他喘得厉害。汗流进眼睛，他没擦。
“升。”我说。
我们一起拉绳子。钢梁吱嘎响。国旗慢慢上升。
到顶时卡住了。我用力一拽。布面展开，啪地一声。
风来了。
红旗一下子鼓起来，哗啦啦响。盖住了整个废墟。
赵铁柱抬头看。他忽然转身，从包里拿出一个东西。
是木雕，一只小老虎，被烟熏黑了，耳朵缺了一角。是朝鲜小孩崔永浩送他的。
他举起木雕，对着国旗。
“排长。”他说，“这旗子……比咱们守过的三八线还红。”
我没说话。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三八线那晚，雪下得很大。王大柱死在战壕里，脸朝天，嘴里有雪。赵铁柱抱着机枪，打到最后只剩一发子弹。我跪在地上，用手雷砸开美军坦克的观察窗。
那一夜，我们活着的人，把牺牲战友的名字刻在冻土上。
现在这面旗，盖住了所有名字。
王秀兰走过来。她打开药箱，从底下拿出一条绷带。原来是白的，现在是深褐色，边都硬了。
这是她在长津湖给我包扎左臂时用的。后来我一直留着。她昨天从我行李里拿走了。
她蹲下，把绷带缠在旗杆底部。打了三个结，很紧。
“告诉后来人。”她说，“这红，是血染的。”
战士们慢慢围过来。没人下令，但他们全都摘下帽子，站在旗子下面。
有人低头。有人咬嘴。没人说话。
远处传来汽笛声。
我转头看。港口方向，一艘法军运输舰正在开走。船身黑，甲板上有人跑。它没开灯，应该是想偷偷逃。
我摸了摸左耳。
那里有道疤。是炮弹碎片划的。那天我在前线喊话，让敌人投降。他们不开火，我就往前走十步。走到第三轮，爆炸来了。
我活下来了。七个战友没活下来。
赵铁柱走到我身边。他拄着拐，站得很直。
“要追吗？”他问。
“不用。”我说。
王秀兰也走过来。她看着那艘船，眼神平静。
“他们带不走这场败仗。”她说。
我看向远去的船影，开口。
“下一站。”我说，“该教法国人唱《义勇军进行曲》了。”
风更大了。
红旗完全展开，像一团火在烧。
旗杆上的绷带被风吹得轻轻抖。
赵铁柱把木雕放进口袋。
王秀兰合上药箱。
我站着没动。
太阳升到了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