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升到头顶，红旗在海防的废墟上飘着。我站在旗杆下，左耳的疤痕被晒得发烫。赵铁柱和王秀兰站在我两边，谁都没说话。
任务结束了，队伍整编后开始转移。我们坐上卡车往北走，穿过丛林和山路，到了河内。城里搭好了庆功会的台子，木板铺地，红布挂在上面。老百姓送来水果和米酒，战士们排队进场。
我走到角落的桌子前，从贴身口袋拿出七枚军功章，一枚一枚摆上去，排成北斗七星的样子。王大柱、小兰、李二狗、崔永浩……每个人的名字都压在我心上。这不是为了好看，是记住他们——他们倒在哪里，我就把这颗星放在哪里。
战士们慢慢围过来，站在我身后。有人摘了帽子，有人低下了头。没人说话，也没人下令，可大家都安静了。
这时传来脚步声，不是皮鞋，是光脚踩在木板上的声音。我抬头，看见一个越南女孩走来。她十六七岁，头发扎成两条辫子，手里端着一盘芒果。果子金黄，很沉。
她在桌边停下，看了看那七枚军功章，又看着我。她没说话，轻轻放下盘子，特意避开那些金属片。她的手很稳，动作很轻。
我点点头，伸手拿了一个芒果。腰间的刺刀拔出来，刀尖顶住果皮，慢慢划开。果肉露出来，汁水流到刀刃上。我一边削一边说：“在我们那儿，这种果子要剥着吃。”
她睁大眼睛，盯着我的手。然后学我的样子，拿起另一把刀，试着削。刀滑了一下，她皱了皱眉，但没有停下。
旁边有战士笑了，气氛变得轻松了些。
她终于削下一段果皮，抬头看我，笑了。那笑容很干净，像雨后的天。
“陈大哥。”她声音清亮，“教我打枪。”
我收起刺刀，把芒果放在桌上，转身走向武器架。那里放着几支缴获的法式MAT-49冲锋枪，还有一支我们的50式冲锋枪。
我取下50式，检查枪机，拉了一下枪栓，确认没子弹，再把击针拆下来放进衣袋，才把枪递给她。
她伸手接过，有点笨拙地抱在怀里。枪比她人还长一点。
“先学会一件事，”我说，“为谁而战。”
她愣了一下，抬头看我。眼神里的兴奋没了，多了点别的东西，像是在想什么。
她没再问怎么瞄准，也没问子弹怎么装。只是抱着枪，站直了身子。
周围的战士都听见了。刚才笑的人也不笑了。赵铁柱拄着拐杖走过来，站在我身边。他没说话，只看了那女孩一眼，又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们也是一样的开始。不是为了杀人，是为了活下来。为了让别人能好好活着。
远处响起了广播。
《东方红》的音乐从高处的喇叭里传出来，声音不太清楚，有点杂音，但每个音都能听清。
我抬起右手，敬礼。
战士们反应过来，纷纷立正。赵铁柱也抬手，动作慢，但姿势标准。王秀兰从药箱那边走来，摘下帽子，按在胸口。
那女孩还抱着枪，没动。她不懂这个动作的意思，但她看着我们，慢慢低下了头。
“这歌，”我说，声音不大，但周围人都听得见，“比法国人的歌好听。”
没人接话。
音乐继续响，一遍又一遍。阳光照在军功章上，反射出七个小光点，落在木桌上。
女孩动了。她把枪横着抱在胸前，双手扶稳，学我们刚才的样子，站得笔直。她脚上有泥，衣服洗得发白，可背挺得很直。
我放下手，不再看她。
风从街口吹进来，带着河水的味道。桌上的芒果皮掉在地上，军功章一动不动。广播还在响，一直没停。
赵铁柱站在我右边，呼吸有点重。他的拐杖撑在地上，左手扶着桌沿。
王秀兰走过来，把一壶水放在桌角。她看了眼女孩，又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
我摸了摸枪套。里面的54式还在，保险关着，弹匣是满的。我能感觉到它的重量。
女孩忽然开口：“陈大哥。”
我转头。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
“如果敌人再来……”
我看着她的眼睛。
“你要先知道，”我说，“你守的是什么。”
她没再问。
她低头看手里的枪，用袖子轻轻擦了擦枪管，动作小心，好像怕弄坏了。
广播声突然变大。
《东方红》唱到第二段，节奏更有力。人群中有孩子跟着哼，跑过街道。几个战士点燃鞭炮，噼啪作响。
我再次抬手，敬礼。
这一次，不只是为这首歌。
是为所有没回来的人。
是为所有还在路上的人。
是为眼前这个抱着枪的女孩。
她看着我，慢慢抬起一只手，学我的样子。手掌歪了点，手指也没并拢，但她举起来了。
风吹起她的辫子。
我放下手。
她也放下。
她把枪抱得更紧了。
街对面有人喊吃饭了。炊事班开饭了，米饭的香味飘过来。战士们三三两两走开，去拿碗盛菜。
她没走。
她站在原地，抱着那支没有击针的50式，看着桌上排成北斗七星的军功章。
我从桌上拿了一块压缩饼干，撕开包装，咬了一口。
干，硬，但能咽下去。
我嚼着，不再说话。
她忽然蹲下，把枪放在腿上，双手抱住。
像抱着最宝贵的东西。
阳光移到桌角。
一枚军功章的边缘开始反光。
我伸手，把它往阴影里推了半寸。
她的影子在地上，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