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高坡上走下来，脚踩在雪上，发出咔嚓声。周虎没跟来，只有通讯员站在那里等我。他戴着帽子，耳朵冻得发黑，手里拿着一张纸条。
“头儿，工兵组不给电缆，说要你签字才放。”
我没接纸条，先看了眼主控室。墙塌了一半，电线挂在雪地里。远处有三辆装甲车烧坏了，炮管歪着，履带炸开了。风卷着灰，铁丝网上挂着烧焦的布条，飘来飘去。
“去，把周虎叫来。”我说。
十分钟后，我们三个人站在废墟边。地上摊着一张破地图，用石头压着角。我捡了根铅笔，在东边的掩体位置点了点。
“通讯组明天必须恢复监听。不然西坡出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周虎蹲下，手撑着膝盖：“工兵组刚搭好防炮洞，缺木料。他们说电缆要留着加固结构，保命用。”
“结构防炮，防不了敌人靠近。”我敲了敲地图，“现在用的老线路电压不稳，耳机里全是杂音，听不清。”
通讯员插话：“医疗组也催电。两个战士冻伤严重，电暖器一天只能开两小时，快撑不住了。”
我没说话，把铅笔放进嘴里咬着。这个习惯是以前留下的，那时候急了就用牙咬铅笔，现在咬久了舌尖能尝到木渣和铁锈味。
“走，去工兵组。”我把铅笔拿出来。
我们沿着战壕往东走。路过一辆翻倒的卡车，车斗里有几个士兵在翻空罐头盒。有人看见我，低头加快脚步。没人敬礼，也没人说话。
工兵组在洼地里，三个帐篷连在一起，门口堆着沙袋。组长老陈坐在火盆边抽烟。我们进来，他没起身。
“三十米电缆就在那儿。”他朝角落抬下巴，一个大线轴放在那里，“你要拿走可以。塌方压了人，别怪我没提醒。”
我手伸进棉袄口袋，摸到怀表，表壳裂了缝。“我记下了。但今晚必须通电。要是漏了敌情，我负责。”
他吐出一口烟：“你负责？上回说三天补给到，结果呢？啥都没有！”
周虎上前一步，肩膀上的绷带渗出血：“老陈，我跟你谈。三十米线，换你们优先领建材。明早第一车水泥，多给你们半吨。”
老陈盯着他看几秒，又看我：“没有书面凭证？”
“没有。”我说，“就我的话，行不行？”
他哼了一声，摆手让小兵搬线轴。我们三人抬着线轴往回走，一路没说话。快到指挥点时，周虎肩膀的血又染红了一片。
通讯组接上线，试了三次才通。耳机里传来电流声，接着是西坡哨位的声音：“晒太阳……两次。”
“收到。”通讯员记下，抬头看我，“头儿，新频段比之前稳。”
我点头，转身往北岭走。那里停着一辆供能车，是唯一还能发电的设备。路上遇到医疗组的人背着药箱往南走。我拦住他。
“赵铁柱那边，药还够吗？”
“抗生素只剩一支了。”他低头，“别的基本都是盐水。”
我没再多问，挥手让他走。
供能车停在土坡下，两个战士守着。我检查接口，确认电缆接牢，拍了拍车身。铁皮很冷，结着霜。
回到指挥点已是中午。地图上有六个驻扎点，四个已经上报物资。还有两个没消息——南沟炊事班和西脊警戒组。
“下午我去南沟。”我对通讯员说，“你去西脊，注意听有没有异常信号。”
他刚要走，又停下，低声说：“早上有人看见李三鬼鬼祟祟往小树林跑，抱着个箱子，没登记。”
“什么东西？”
“不知道，就是个箱子。”
我捏了捏眉心。雪地反光刺眼，看得久了流泪。这时候不想分心查这种事，可不管的话，人心会散。
“先别动他。”我说，“晚上开会提一下成立物资监管小组，让各组推代表参加。”
通讯员走了。周虎坐在火堆边烤手，左边袖子空着。他看我。
“你觉得是谁？”
“不知道。”我蹲下，用棍子拨火，“但现在不能清人，一动队伍就乱。”
他冷笑：“真讽刺，仗打完了，反而不如打仗时齐心。”
我没说话。火苗跳起来，脸上发热。我想起昨晚那些举手的战士，动作有快有慢，但最后都举了。那不是信任，是习惯。一旦停下来，谁多吃一口粮，谁少挨一枪，这些事就冒出来了。
下午我去南沟。炊事班在岩石缝搭了个灶台，锅里煮着野菜糊糊。班长老刘见我来了，主动打开柜子。
“存粮够吃五天。油有两桶，盐剩半袋。”
我记下数字，随口问：“听说有人私藏罐头？”
他脸色变了：“谁……谁说的？”
“没人点名。”我合上本子，“但从今天起，所有物资统一登记。谁再私藏，查出来按军法办。”
他低头搓衣角：“有个兵……家里五个孩子，就想带回去一个罐头，也算积德。”
“这儿没有家。”我看他，“这儿只有想活着的人，和我们必须守住的地。”
他没再说话。
傍晚集合，我说了成立监管小组的事。下面的人听着，有的点头，有的撇嘴。没人反对，也没人主动报名。
散会后我去拆解现场。一辆废弃装甲车趴在地上，十几个人正砸钢板。白天安排十人轮班，现在该换岗了，可没人动。
我脱手套，拿起一把扳手，钻到车底下撬螺丝。铁锈卡得很紧，没几下手指磨破了，血混着油泥往下滴。几分钟后，有人默默接过扳手，接着又来一个。
三小时后，我们清出四根完整的钢材。我数完最后一根，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雪。手套早烂了，手指冻僵，小拇指抽搐了一下——这是以前敲键盘落下的毛病，天冷就会跳。
通讯员走过来：“西脊没异常。但医疗组又来人催了，电池快没电了。”
“继续轮流供电。”我说，“让他们自己排班。”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赵铁柱体温又升了，药……还是不够。”
我看向南边。那边有一片临时帐篷，伤员都在那儿。风吹过来，带着焦味和一点点血腥气。
“走。”我说，“去卫生点看看。”
我们顺着战壕往南走。周虎留在工地，没来。通讯员走在我前面，帽子压得很低。我摸了摸胸口，怀表还在，裂纹硌着手心。
快到帐篷时，听见里面传来咳嗽声。一个战士靠在木桩上抽烟，看见我，赶紧踩灭烟头，让开位置。
我掀开帘子进去。里面挤了七八个人，地上铺着薄草垫。赵铁柱躺在最里面，脸上盖着湿毛巾。旁边半碗水上浮着油花。
护士抬头看我，眼睛有点红：“退烧药没了。刚换了冷毛巾敷着。”
我没说话，走到床边蹲下。赵铁柱呼吸重，嘴唇干裂。我想起他肠子流出来时还抓着我肩膀叫我别管他的样子。我伸手摸他额头，烫得吓人。
“药最快什么时候能到？”我问。
“最快也要明天下午。”她低头整理仅剩的纱布，“现在只能熬草根汤顶着。”
我站起身：“去通知后勤，今晚必须把药送上来。如果运不上来，就派人去附近村子找，挖地三尺也要找来！”
通讯员应了一声，转身跑了出去。
我最后看了眼赵铁柱，掀开帘子走出帐篷。外面天色发青，开始下细雪。风带着冰粒打在脸上，像砂纸磨着皮肤。
“去收一下各组报的监管小组名单。”我说，“明天一早公布。”
通讯员在雪地里点点头。
我们站着没动。远处工地还有人影晃动，锤子敲铁皮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帐篷里又响起剧烈的咳嗽，接着是压低的呻吟。
我搓了搓冻僵的手，放到嘴边哈气。一团白雾刚冒出来，就被风吹散了，一点痕迹都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