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右手放在怀表上。隔着棉袄还能感觉到它贴在胸口的位置。滴答，滴答，声音很稳。
刚才开会的事还在脑子里转。夜间巡逻要两个人，一个明岗一个暗哨。炸药得搬到后沟去。反斜面的工事要填土，至少八十公分。这些都得安排进训练计划里。我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张纸，借着门缝透进来的一点光，用铅笔在边上写了几个字。笔尖划在纸上很轻，但在这么安静的夜里，听起来像敲木头一样。
写完我把纸对折，塞回笔记本里。外面铲雪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整个营地特别安静，连哨兵换岗的脚步声都没有。我闭上眼，脑子里还是三号岗的地形图。左边往前三十度有个死角，空着，像缺了一块。
我快睡着的时候，门帘响了。
“陈默。”声音很低，是通讯员。
我没说话，直接坐起来。
他掀帘进来，带进一阵冷风。手里拿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都磨破了。帽子没摘，站在那儿不动，喘气有点急。
“前线侦察员送回来的，”他把信递给我，“在东沟废观测站找到的，还有段录音。”
我接过信封，手一沉——不对劲。不是平时那种报告格式，没编号也没名字。封口用火漆封着，上面有个歪歪的拇指印。
“人呢？”我问。
“回来了，在医疗帐篷躺着。冻伤严重，说不了话。只说必须让你亲自看。”
我点点头，让他走。他走到门口时，我又叫住他：“谁派的侦察任务？”
“老杨那组的，三人轮班，就他活着回来。”
门帘落下。我坐在床沿，把信封放在腿上，没急着拆。怀表隔着衣服一下下碰着手肘，滴答，滴答。我盯着那个拇指印看了几秒，用指甲抠了抠火漆，然后“刺啦”一声撕开。
里面是两张照片、一张字条，还有一卷胶卷。
第一张照片是雪地上的脚印——不是军靴，也不是野兽。五个脚趾很清楚，前宽后窄，步子特别大，一步快两米。第二张是观测站的墙：木板被撕开一道口子，像是被什么东西硬扯开的，边缘不齐，还有烧焦的痕迹。
字条是手写的，字迹发抖，墨水都晕开了：
「不是人。三小时前在观测站北边林子看到两个影子，移动很快，没声音。其中一个抬手，枯树自己烧起来。另一个直接穿墙而过，墙没事。有录音为证。我不敢靠近。它们往西去了。再说一遍，不是人。」
我放下字条，手指有点僵——不是因为冷。
胶卷是军用的，一头打了结。我起身走到桌边，从抽屉里拿出小手电，把胶卷绕在手指上，一点一点照过去。
画面断断续续，晃得很。先是雪地，然后一团黑影“嗖”地掠过镜头，太快了，看不清是什么。接着是火光——一棵枯树突然着火，火苗冲天，没人点火。最后一段，围墙前，一个模糊的人影走近，直接穿过墙，像穿过雾一样。
我关掉手电。
屋里只剩我的心跳声。
我坐回去，把东西摊开：照片、字条、胶卷。每样都在说同一件事，可我不敢信——不是怕，是太离谱了。我们打的是美军，是南朝鲜特务，是机械化部队，不是这种怪事。
但侦察员不会撒谎。老杨组的人也不傻。要是真遇到敌人，他们会报番号、人数、装备。但他们只说“不是人”。
我又看了一遍字条。最后一句让我心里一紧：「它们往西去了。」
西边是我们主防线，是营地中心，有医疗帐篷和弹药库。
我看了一眼怀表：凌晨两点十七分。雪还在下，风小了些，外面安静得反常。突然想起王大柱以前说过，他在长白山打伏击时，林子里有时会有“不该有的动静”，老兵叫它“山鬼巡夜”，谁碰上谁倒霉。
我摇摇头，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我把胶卷卷好，和照片一起放回信封。字条我单独留下，折成小块，塞进内衣口袋，紧挨着怀表。然后站起来，戴上棉帽，勒紧领子。
现在不能召集开会。总不能说“兄弟们我们要对付会穿墙的东西”——没人会信，只会乱套。可我也不能当没事发生。
我走到墙边，拿下油灯，拧亮。火苗“噗”地跳了一下，照亮了墙上的作战地图。红蓝铅笔画的防线、据点、补给线密密麻麻。我手指在地图上滑，找到西线，最后停在观测站位置——从那儿到营地不到三公里，全是树林和缓坡。
如果那两个影子真往西来，天亮前就能到营地。
我盯着地图很久。油灯把我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动不动。
外面突然“咔”一声，像踩断了树枝。我猛地看向门帘。
再没声音了。
我站着不动，手按在枪套上。心里数五秒，然后松开。
不是敌人。可能是风，或者雪压断了树枝。
我再看地图，这次盯住西线第三哨位——本来有两个岗，昨晚战斗后调整，现在空着。
我记下了这个位置。
然后坐回床沿，没脱帽子也没躺下。油灯一直亮着，火苗很稳。我把信封放在腿上，手一直压着。怀表贴在胸口，滴答，滴答，走得稳。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跟敌军有没有关系。但我知道一点：如果它们真的来了，光靠战术挡不住。
我看着灯芯，心想明天一早让周虎带两个人去西线走一趟。不能声张，就说例行巡查。
但现在，我不能动。
得等天亮。
油灯的光在墙上晃，像在报警。我就这么坐着，听着自己的呼吸，偶尔听到远处雪落在树枝上的声音。
信封还在腿上。
我的手一直没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