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轩案的成功告破，如同一场凌厉的秋风，暂时扫清了笼罩在京城上空的些许阴霾。报纸在受控范围内进行了低调报道，着重强调政府维护社会治安的决心与能力，民间议论纷纷，大多是对新生政权效率的赞叹和对潜伏敌特的唾弃。机关内部则进行了小范围的通报和表彰，徐虎、刘志辉等人受到了嘉奖。
然而，周卫国办公室里的气氛，却并未因此而变得轻松。桌上摆放着关于博古轩案的最终总结报告，厚厚一摞，详细记录了审讯结果、证据链以及对该特务网络（代号“复兴社”北平站）的摧毁情况。谢宝荣（老刀）对其组织架构、人员名单、活动经费来源（部分通过古玩交易洗钱）供认不讳，并根据其供述，又顺藤摸瓜抓获了十几名外围成员，起获了部分隐匿的武器和经费。
案子办得很漂亮，几乎是犁庭扫穴。但周卫国合上报告，眉头却并未舒展。多年的斗争经验告诉他，敌人绝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彻底放弃。打倒一个“复兴社”，可能会有更多的“忠义救国军”、“反共挺进队”冒出来，或者，敌人会改变策略，采用更加隐蔽、更加难以察觉的方式进行渗透和破坏。
“司令员，这是近期社会面上一些异常情况的汇总简报。”机要秘书送来了新的文件。
周卫国接过，快速浏览。简报里提到，近半个月来，城郊结合部的几个国营粮库和供销社，发生了数起不大不小的“意外”——或是仓库门锁被撬，但并未丢失大量粮食，只是有些许散装米面有被翻动过的痕迹；或是在深夜听到不明爆炸声，经查是有人向供销社院内投掷了威力不大的土制爆炸物，造成了一些惊吓和轻微财产损失，并未伤人；还有两起针对落单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恐吓信事件，信的内容反动，但笔迹粗糙，用语低劣。
这些事件单独来看，似乎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打小闹，像是地痞流氓或是不甘心失败的小股残敌的泄愤行为，公安机关按普通刑事案件处理即可。但将它们放在一起，尤其是在刚刚端掉一个颇具规模的特务组织之后，就显得有些微妙了。
是“复兴社”的漏网之鱼在垂死挣扎？还是……新的阴影已经开始滋生，在用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事件，试探着新政权的反应和防御的漏洞？
周卫国拿起内部电话，接通了徐虎和刘志辉。
“博古轩案的后续处理，要加快，尤其是对在逃人员的追捕和深挖余罪，不能松懈。”周卫国首先强调，然后话锋一转，“另外，最近社会面上的一些小动静，你们注意到了吗？”
徐虎的声音传来：“注意到了，司令员。我让下面的人查过，手法很糙，不像是有严密组织的特务行为，倒像是……”
“像是什么？”周卫国追问。
“像是有人在故意搅浑水，或者……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徐虎沉吟道，“这些事发生的时机太巧了，我们刚取得一场大胜，他们就冒出来，不疼不痒地挠几下。我怀疑，背后可能有别的目的。”
刘志辉也接口道：“保卫局这边也接到了基层的报告。我们分析，存在几种可能：第一，确实是残敌的零星破坏；第二，可能有新的、更加隐秘的敌特组织在利用这些小案件作掩护，进行真正的秘密活动；第三，也不排除是某些对社会不满的分子，或者被我们触动了利益的旧势力，在暗中煽动、制造事端。”
周卫国点了点头，他们的分析与自己的判断不谋而合。“不管是哪种可能，都不能掉以轻心。敌人很可能改变了策略，从大规模的潜伏破坏，转向了更小、更散、更难以追踪的‘麻雀战’、‘骚扰战’。这对我们的基层防控和快速反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略作思考，下达了新的指令：“徐虎，你的特别行动处，不能只盯着大鱼。要分出一部分精力，指导并协助公安机关，对这些看似‘小’的案件进行并案侦查，寻找其中的规律和关联。重点查清作案人员的身份、动机，以及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我们尚未发现的联系。”
“明白，我立刻安排人手介入调查。”徐虎应道。
“志辉，”周卫国又对刘志辉说，“你们保卫局，要加强对重要基层单位、特别是粮、油、棉等战略物资储备和供应点的安全保卫工作，完善应急预案。同时，内部排查和思想教育工作不能放松，要防止敌人从内部寻找突破口，或者利用我们内部的不稳定因素。”
“是！我马上部署落实。”
“还有，”周卫国最后补充道，“张楚的通讯监听，范围要进一步扩大，不能只局限于已知的特务频段。对一些功率较小、信号不稳定、或者使用非标准编码的微弱信号，也要提高警惕。敌人吃了亏，通讯方式可能会更加诡秘。”
放下电话，周卫国再次走到窗前。阳光正好，街道上车水马龙，一片欣欣向荣。但他知道，在这片繁荣与安宁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刚刚斩断一只黑手，可能又有新的触角从更阴暗的角落伸出来。
博古轩案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一场更加隐蔽、更加考验耐心和智慧的较量，已经悄然拉开了序幕。他必须带领他忠诚的战友们，睁大双眼，磨利刀锋，随时准备斩断任何敢于伸向新生共和国的黑手。阴影再现，猎手亦未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