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元被带上堂时，堂下旁听的百姓不约而同地安静了下来。她昨夜被烟火熏伤了喉咙，走路时还有些虚浮，手上缠着纱布，脸上被浓烟熏出的灰黑已经清洗干净，露出底下端秀而苍白的脸庞。她跪在堂下，姿态不卑不亢，那把昨夜握在手中、磨得锃亮的菜刀已经不在了，但她往堂上一跪，便自有一种不容轻视的分量。
包拯问她王虎平日待她如何，孟元垂着眼帘，声音沙哑，却字字清晰：“王虎确实经常来摊上吃馄饨，言语上多有轻浮，也曾送过首饰银两，民妇从未收过。但除此之外，他并未做过什么真正出格的事。摔碗碟那回，他是喝醉了酒，事后也赔了钱。民妇不觉得他有什么恶意。”
这番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分量和方才三个街坊证人截然不同。她是当事人，是被纠缠的那个，若连她都说王虎没有恶意，那旁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堂下百姓的议论声渐渐大了起来，已有人在说王虎是被冤枉的。
包拯问她钱万通待她又如何。孟元沉默了片刻，再开口时语气里多了几分隐忍的怒意：“钱万通每次来江宁都会到民妇摊上，言语轻佻，动手动脚。有一回他拽着民妇的手腕不放，是王虎路过替民妇解了围。民妇心里感激他。”
明晓站在胥吏队列中，听到“王虎路过替民妇解了围”这句话时，心头那股违和感骤然炸开，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她脑中盘根错节的线索。
王虎路过替孟元解围，这种事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一个在街坊口中纠缠孟元大半年的恶霸，真的只是在纠缠吗？那些看似骚扰的举动，若换一个角度看，更像是在替她站岗。他频繁出现在馄饨摊，少则三日一次多则日日都去，不是去骚扰，是去守着。他深夜醉酒叫骂摔碎碗碟，不是借酒发疯，是做给附近的人看，让所有人都以为他在纠缠孟元，让所有人都以为孟元孤立无援，让藏在暗处的人放松警惕。
明晓将目光从孟元身上移开，落在王虎跪在堂下的背影上。他方才的支吾、冒汗、委屈、悲愤，全都是演给堂上所有人看的。他的真实目的从来不是洗白自己，而是把所有注意力都引到钱万通身上，然后顺理成章地孟元替他作证。
她脑中那些盘根错节的线索在这一瞬间全部串了起来。从馄饨摊前王虎调戏孟元被她当场拧了胳膊开始，到昨夜在染坊里王虎绑了她要烧死她，再到他冲进火场救出孟元，每一幕她都亲眼所见。她一直以为王虎是反派，是这条伪币洗钱链上的中间人，是纠缠孟元的恶霸……可如果这一切都是演的呢？
如果馄饨摊前的调戏是做给街坊看的，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王虎和孟元关系恶劣，让藏在暗处的人以为孟元孤立无援？如果染坊里的绑架和灭口是做给陈江背后那些人看的，是为了让王虎继续扮演“替上面人办事”的恶棍，从而套出更多的内幕？如果昨夜冲进火场救人是这场戏的最后一幕，是为了让今天的公堂上所有的证人都能理直气壮地说出同一句话，“王虎救过孟元的命，他不是坏人”？
她忽然想起昨夜在石狮子旁边，陈江说“再等等”。她当时不知道他在等什么，现在她知道了。他在等今天的公堂，等孟元当堂作证，等所有的证人一致翻供，等王虎的脱罪逻辑在包拯面前被完整地铺展开来。而王虎刚才在堂上那番慷慨激昂的表演，从头到尾都不是为了洗白自己，而是为了把所有注意力都引向钱万通。
果不其然，包拯顺着孟元的话头，将案卷翻到了悦来客栈命案的那一页。他问孟元，钱万通死之前那几天，她在馄饨摊上可曾见过什么异常。孟元略作回忆，说钱万通死前两天来过她摊上，当时王虎也在。
钱万通喝了些酒，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还想动手，是王虎拦住了他，两人就在摊子前吵了起来。钱万通扬言要让王虎在江宁做不成生意，王虎也放了狠话。她当时吓坏了，是隔壁蒸饼摊的赵老汉帮忙劝开的。她说完又补了一句，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民妇记得很清楚，那天钱万通走的时候，手腕上戴着一条很粗的银链子。可第二天听说他死在客栈里，那条银链子就不见了。民妇一直在想，会不会是有人见财起意……”
包拯问她还记不记得那条银链子的样式，她想了想，说链子上挂着一枚银锁，锁面上刻着一个“钱”字。这条银链子从未出现在张捕头的勘验笔录里，钱万通的遗物清单上也没有记载，要么是凶手拿走了，要么是根本没丢，而孟元能如此笃定地说出样式，说明那条银链子确实存在，并且她确实亲眼见过。
那么银链子去了哪里？是谁拿走的？王虎，还是另有其人？而孟元选择在此时当堂说出这件事，是在替王虎洗脱嫌疑，还是在不经意间为包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追查方向？
明晓站在胥吏队列中，看着孟元那张苍白而平静的脸，觉得自己在这桩案子里，从头到尾都被人牵着鼻子走。
她本以为包拯会顺着孟元方才提到的银链子继续追问下去，那条刻着“钱”字的银锁链子从未出现在张捕头的勘验笔录里，是全新的线索，按逻辑应当趁热打铁才对。可包拯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将银链子的事记在了案卷旁侧，便合上了悦来客栈命案的卷宗，转而拿起了许恒呈上来的那本账册。
“传孙适、刁珪上堂。”
孙适是被两个衙役架着拖上来的。他昨夜被吊在老槐树上大半夜，又被浓烟熏得去了半条命，发髻散乱，嘴角那道被李念安打出来的淤青在晨光下格外扎眼。但他站到堂下时，还是下意识地整了整被扯破的青衫衣襟，像是在整理一件早已不复存在的体面。刁珪跟在后面，依旧是那副见人先带三分笑的和善面孔，只是那张圆滑的脸上再也挂不住滴水不漏的从容，眼角的细纹在烛光下显得格外深刻。
包拯将账册翻到其中一页，让书吏当堂念出。
那一页记录的是今年八月的五笔拨银，每笔一百贯，总计五百贯，全部拨付给城南文宝斋，用于印制明年春闱的经义范本和时文集。但许恒核对过的入库记录显示，文宝斋实际收到的纸张只有不到三成是宣州楮皮纸，其余七成全是福建汀州的劣质霉纸，市价不过每刀四百文，与账面上每刀一贯二百文的采购价之间，光这一笔采购就有一百八十贯的差价不知去向。书吏念完，包拯问孙适这笔采购是谁经手的。孙适支支吾吾，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刁珪。刁珪立刻接口说所有采购都是按前任知府张方平定下的规矩办的，他只是照章办事，至于纸张被调包，他一概不知，定是文宝斋从中做了手脚。
包拯没有追问。
他只是从卷宗中抽出另一份文件，那是文宝斋库房的查抄记录，上面白纸黑字地写着，文宝斋库房里除了大量未经报备的私刻范本和那套私铸钱范之外，还有几本破旧的账册，其中一本记录着文宝斋日常的纸张采购和油墨消耗。今年九月十三日，文宝斋从陈记绸缎庄购入“宣州楮皮纸”若干，备注栏里写了两个极小的字：“代存”。而陈记绸缎庄的东家正是陈江。包拯的目光从刁珪脸上扫过，问道，文宝斋是刻书坊，为何要从绸缎庄采购纸张？刁珪的额头开始冒汗。
包拯又拿起第三份文件，那是李琮和张咨在府学刻书坊仓库里发现的那批发霉纸张的详细记录。纸张的包装上印着宣州同庆坊的戳记，但拆开后里面的纸张质地粗糙、帘纹粗疏，还有一股霉味。更蹊跷的是，包装上除了同庆坊的戳记，还有一个模糊的油布标签，上面依稀能辨认出“汀州”字样。包拯将这份记录轻轻搁在案上，抬起眼，目光沉静如水，语气里却多了一种审案多年的老刑名特有的、不急不缓的节奏，宣州的纸，怎么会贴着福建汀州的标签？孙适的双腿开始发抖，而刁珪脸上那副挂了多年的面具，终于出现了第一道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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