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晓继续往下看。
她把军器账上近三年的每一批箭矢出库、入库、差额、经手人、押运人都抄在纸上，又把粮料账、草料账上的经手人、押运人也抄下来。她把所有重复出现的名字圈出来，又用不同颜色的墨线把他们的关系连起来。
圈完之后，她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注意到的问题。
从嘉佑元年春到八月，军器账上的差额是每批五百支。可从九月开始，差额变成了每批一千支。这个变化她之前就注意到了，也推断出是西夏人的需求变大了。可这次她把所有押运人的名字都排了一遍，发现九月之后，押运的人不只是张义、李贵、王顺这三个。还有另外几个押运兵卒，也开始频繁出现在押运记录里。
她把那几个人的名字单独列出来，一一比对。
吴大丰、王松、孙辉、赵成。
这几个人，从九月开始，每人每月押运一趟到金明寨。加上张义、李贵、王顺的三趟，九月到十一月，每月有七趟箭矢运到金明寨。可金明寨每月只有三批箭矢从延州拨来。七趟押运，三批物资。多出来的四趟，押运的是什么？
明晓把巡边日志翻开，对日期。那四趟多出来的押运，日期都跟巡边骑兵缩短路线的日子吻合。她又把粮料账和草料账翻开，对日期。那四趟多出来的押运，日期也跟粮料账、草料账上的差额条目吻合。也就是说，那四趟多出来的押运，运的不是箭矢，是粮料和草料。可账上记的是“箭矢押运”。箭矢的押运记录，跟粮料的出库记录，被混在了一起。
她又翻回军器账，看那四趟多出来的押运的签收人。签收人都是刘海。刘海的的名字，出现在每一批军器的签收栏里。
刘海是仓
看样子他签收的时候，根本不核对实物，只看押运人递来的单子。押运人递什么单子，他就签什么单子。草料，被记成了箭矢。差额，被记成了“运输折损”。
她看着纸上那些名字和日期，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
目前看来，至少有四拨人，从延州押运物资到金明寨。每一拨都有自己的押运人，自己的签收人，自己的买家。他们从延州军器监领出物资，走不同的川道，到不同的交接点，卖给不同的西夏商人。
她把那几个名字写在纸上，用墨线连起来。
张义、李贵、王顺住金明寨，是寨子里的押运兵卒。吴大丰、王松住延州，是延州军器监的押运兵卒。孙辉、赵成也住延州，可程义说过，赵成常跑金明寨这条线，孙辉跑的是青化寨那条线。四个人，两个跑金明寨，一个跑青化寨，还有一个跑的是哪条线？
她翻军器账里，那四趟多出来的押运。九月、十月、十一月，每月四趟。她把四趟的押运人标出来。九月第一趟是吴大丰，第二趟是王松，第三趟是孙辉，第四趟是赵成。十月也是。十一月也是。四个人，每人每月一趟。加上张义、李贵、王顺的三趟，每月七趟。可金明寨每月只有三批箭矢从延州拨来。七趟押运，三批物资。
九月第一趟吴大丰押运的日子，巡边骑兵的路线缩短到五里之内。九月第二趟王松押运的日子，巡边骑兵隔日出寨。九月第三趟孙辉押运的日子，巡边骑兵未出。九月第四趟赵成押运的日子，巡边骑兵未出。十月、十一月也一样。每一次多出来的押运，都赶在巡边骑兵跑不远的时候。
她把粮料账和草料账翻开，对差额。九月之后，粮料账和草料账上的差额也变大了。粮料账从每批一成变成两成，草料账从每批一成变成两成。她把差额的日期跟那四趟多出来的押运日期对了一遍。完全吻合。
每一拨都有自己的押运人，自己的签收人，自己的买家。他们从延州军器监领出物资，走不同的川道，到不同的交接点，卖给不同的西夏商人。
她又把蕃兵名册翻开。蕃兵名册上，秋天逃散了十七个蕃兵。九月逃了五个，十月逃了七个，十一月逃了五个。可到了十二月，一个也没逃。蕃兵不逃了。押运人也换了。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联系？
她把蕃兵逃散的日期跟那四拨人押运的日期对了一遍。九月第一批蕃兵逃散的日子，是九月二十。那一天，正好是吴大丰押运箭矢到金明寨的日子。十月第一批蕃兵逃散的日子，是十月初七。那一天，正好是王松押运箭矢到金明寨的日子。十一月第一批蕃兵逃散的日子，是十一月初九。那一天，正好是孙辉押运箭矢到金明寨的日子。
明晓心里一沉。蕃兵逃散的日期，跟四拨人押运的日期，完全吻合。每一次押运之后，就有一批蕃兵逃散。蕃兵要逃过屈野河投西夏，得有押运兵卒带路。四拨押运兵卒，每一拨都有自己的川道路子，都能避开巡边骑兵。他们卖军器的时候，顺便把要跑的蕃兵带过河。
那么蕃兵到了西夏，就有可能把金明寨的布防、兵力、粮草情况全都告诉西夏人。
西夏人的情报，十有八九就是从蕃兵身上漏出去的。
可这几拨人之间，他们互相知道吗？
明晓想，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可九月之后，西夏人的需求变大了。每一拨人都想多出货，多赚钱。可出货的量是有限的。延州军器监每月拨下来的箭矢是固定的。吴大丰多拿了，王松就少拿了。王松多拿了，孙辉就少拿了。
几拨人争同一块饼，争着争着，自然会出问题。
她问沈济，沈济说张义他们最近不怎么出寨子，都待在寨子里。他们以前经常往北面的村子跑，可这半个月都待在寨子里。
为什么？
因为几拨人闹翻了？因为分赃不均？因为抢了同一批货？还是因为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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