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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在他身后,穿过一道又一道门禁。
  走廊越来越安静,头顶的灯光从暖黄变成了冷白,空气里开始弥漫着消毒水和培养基混合的味道。
  我忽然站定。
  谢恒回头:“怎么了?”
  “没什么。”
  我只是突然觉得,这个味道让我安心。
  实验室的味道,我太熟悉了。
  从十八岁到现在,实验室几乎是我除了家以外待得最久的地方。
  不,比家还久。
  当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把母亲的照片立在床头柜上。
  宿舍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一扇窗户。
  窗外是研究所的内部花园,种着几棵修剪整齐的法国梧桐。
  我看着照片里母亲的笑脸,伸手碰了碰照片边缘。
  “妈,我到了。”
  然后我关了灯,躺下来。
  闭上眼的时候,没有梦。
  这是很久以来,我睡得最踏实的一觉。
  时间过得很快。
  在封闭的研究所里,我没有手机,没有社交媒体,不知道外面是晴是雨,不知道国内发生了什么。
  我每天的生活简单到了极致:起床,吃饭,进实验室,做实验,看数据,讨论方案,吃饭,继续做实验,回宿舍睡觉。
  日复一日。
  一年后,我和谢恒的合作默契已经好到不需要太多语言。
  递试剂的时候,谢恒刚伸手,我就知道他要什么。
  我在显微镜前盯着样本皱眉的时候,谢恒不用问,直接去调整培养条件。
  两个人有时候一整天说不上十句话,但实验推进得比整个团队其他组都快。
  第二年,项目进入了瓶颈期。
  我连续三个月泡在实验室里,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谢恒有一天晚上端着两杯咖啡推门进来,看到我趴在工位上,旁边的数据打印纸堆了半米高。
  他把咖啡放在我的手边,没叫醒我。
  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身上多了一件实验室的外套,咖啡凉了,但旁边放着一张便签。
  “别太拼了,细胞不会跑,但你的胃会罢工。”
  我看着那张便签,愣了两秒。
  然后把便签收进了抽屉里。
  第三年,突破口出来了。
  那天凌晨三点,我盯着培养皿里的数据,忽然抬头。
  “谢恒。”
  “嗯?”
  “你过来看。”
  谢恒从自己的工位走过来,弯腰看了一眼显微镜。
  接着他的呼吸停了一拍。
  “成了?”谢恒的声音有点不稳。
  我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曲线,反复核对了三遍。
  “成了。”
  谢恒一把抓住我的肩膀,用力摇了两下。
  “苏知微!成了!我们做到了!”
  我被他摇得头晕,忍不住笑出声来。
  三年。一千多个日夜。
  无数次失败、推翻、重来。
  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两个人对着那个培养皿傻笑了好一会儿,然后不知道谁先动的,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
  持续了大约五秒钟。
  我先反应过来,往后退了一步。
  谢恒也松了手,推了推眼镜,耳朵有点红。
  “呃......我太激动了。”
  “嗯,我也是。”
  两个人同时转过身,各自低着头回了工位。
  实验室里安静了好一阵,只有仪器运转的嗡嗡声。
  但只有我们两个知道,有两颗心在无形之中,缓慢靠近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