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乐队是在晚上八点四十分开始演奏的。
不是有人报幕，是那个穿白色西装的黑人萨克斯手自己站起来，把萨克斯从嘴边移开，朝台下看了一眼，然后朝鼓手点了点头。鼓手的三根鼓棒在空气中停留了半秒，然后落下去，敲出一串轻快的、像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的节奏。钢琴加入了，然后是贝斯，然后是那个萨克斯。
灯光也调暗了。有人把水晶吊灯的光从最亮调到了第三档，光线从刺目的白变成了暧昧的黄。落在橡木地板上，不再是金灿灿的光斑，而是蜂蜜色的、粘稠的、像液态琥珀一样的光。墙上的壁灯还亮着，但也被调暗了，在墙上投下一圈一圈昏黄的光晕，像一只只半闭的眼睛。
舞池在宴会厅的中央。不是专门铺的，是把椅子撤了、桌子推到墙边之后空出来的那块地方。橡木地板被擦得很亮，在灯光中反着光，像一面巨大的、暗沉沉的镜子。镜子里映着天花板上那几盏调暗了的水晶灯，也映着那些步入舞池的人们的影子——模糊的，扭曲的，像在水底行走。
汉密尔顿上校第一个走进了舞池。他挽着翻译官的手，一个黑头发的女人，穿一件大红色的旗袍，旗袍的开叉高到让旁边的英国领事多看了两眼。汉密尔顿的手搭在她的腰上，位置很标准，不偏不倚，正好在腰窝。他的舞步也很标准，慢三步，一、二、三，一、二、三，像是在走正步。但那个女人很会带节奏，她的脚步微微带着他，让他不至于显得太僵硬。
英国领事没有跳舞。他站在酒水台旁边，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看着汉密尔顿的背影，嘴角带着一种英国人特有的、对美丽卡人表示不屑的、微妙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冷笑。法国领事也没有跳舞。他站在英国领事旁边，手里端着一杯红酒，也在看汉密尔顿，但他的表情和英国领事不一样——他在笑，不是冷笑，是那种“美国人果然只会走正步”的笑。
红俄领事伊万诺夫跳舞了。他和一个红俄女翻译走进了舞池，两个人都是高个子，金发，蓝眼，穿着深色的衣服，在那些矮一些、黑一些的人群中像两棵白杨树。他们的舞步和汉密尔顿不一样，不是慢三步，是快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快得像是在跳哥萨克舞。旁边的法国领事看了，红酒差点从杯子里晃出来。
陈将军没有跳舞。
他站在窗边，手里端着一杯白开水。窗帘是半拉着的，米白色的亚麻布在他身后垂下来，像一面柔软的、会呼吸的墙。他的背影在从窗户透进来的月光和室内灯光的混合光线中，显得格外安静。不是“安静”，是“沉稳”。像一块石头，放在那里，风吹不动，雨打不动。
他的目光穿过人群、穿过舞池、穿过那些晃动的人影，落在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身上。
陈将军在华夏国内工作的时候，接触过很多间谍。
蓝党的、樱花国的、美丽卡的、英国的——都有。他见过女学生型的，扎着两条辫子，手里拿着书，在图书馆门口“偶遇”目标。他见过护士型的，穿着白大褂，在医院走廊里“不小心”撞到目标。他见过记者型的，拿着笔记本，在记者会上“刚好”坐在目标旁边。他还见过一种——在舞会上出现的，穿白色连衣裙的，看起来像“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的、眼睛里有怯意的、让人想保护的、十八岁的女孩。
每一个都漂亮。每一个都年轻。每一个，都是刀。
陈将军的手指在玻璃杯上轻轻摩挲了一下。杯壁是凉的，水是温的，不烫不凉。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然后放下，目光没有移开。
那个女孩站在东北角的墙边，靠墙，手里端着一杯果汁。菠萝汁，橙黄色的，杯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她已经在那里站了很久了——陈将军注意到她，就是从她站在那里开始的。不是因为她站得久，是因为她站的方式。
她站得不是“等人”，是“观察”。
两种站姿的区别在于——等的人，眼睛会看向门口方向，每隔几秒扫一眼，然后收回来，然后再看。观察的人，眼睛不会固定在任何一个方向，而是缓慢地、匀速地、像雷达一样，从左边扫到右边，从右边扫到左边。扫的时候，头不动，只有眼睛在动。这是训练出来的，不是天生的。
陈将军在延安见过这种站姿。在重庆也见过。在南京也见过。在那些被破获的间谍电台旁边，那些被捕的女特务，在被按倒之前，都是这样站的。
他的目光从那个女孩身上移开，扫过宴会厅。他看到了另一个——那个穿深蓝色丝绒礼服的，三十岁左右，长得很漂亮，不是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漂亮，是让人看了一眼、还想看第二眼的漂亮。她站在酒水台旁边，手里端着一杯香槟，正在和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说话。她的脸上带着笑，那笑恰到好处——不是热情，不是冷淡，是那种“我对你说的话很感兴趣、但我不会让你觉得我在讨好你”的笑。
陈将军的目光从她身上收回来，重新落在那个白色连衣裙的女孩身上。
她在深呼吸。
隔着半个宴会厅，隔着几十个人，隔着音乐和交谈声，陈将军看不到她的呼吸。但他知道她在深呼吸。因为她的肩膀在微微起伏，那种起伏不是自然的呼吸节奏，是刻意的、有控制的、为了平复心跳的深呼吸。这是在给自己打气。打气做什么？走过去。走向那个穿着白衬衫、站在酒水台另一端的二十二岁的年轻人。
尚书。
陈将军的目光移向下一个目标。
尚书站在酒水台的另一端，背靠着台面，手里端着一杯白开水。他的白衬衫在灯光中泛着干净的白，袖口卷到小臂中间，露出线条分明的、不夸张但也不瘦弱的小臂。他的头发没有用发油，被海风吹得有些乱，但乱得有章法——像是一个刚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年轻工程师，而不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元首。
他在和人说话。法新社的记者，一个瘦高个的法国人，正在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法式英语问着什么。尚书在回答，语速不快不慢，表情不大不小，嘴角带着一丝笑意但不是真的在笑。他的目光在说话的时候，偶尔会从那法国人脸上移开，扫过宴会厅——像农民在查看自己的田地，平静地、仔细地、不慌不忙地看着。
然后他的目光扫到了东北角。
扫到了那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
停留了零点几秒。然后移开。
陈将军看到了那零点几秒。他的手指又在杯壁上摩挲了一下。不是紧张，是一种——确认。确认那个女孩的目标是尚书。确认她正准备走过去。确认尚书已经注意到她了。
他现在要做的，是等。
等那个女孩走过去。等尚书的反应。看他怎么接这刀。
樱子站在东北角的墙边，手里端着那杯菠萝汁，已经站了快四十分钟了。
四十分钟里，她喝了三口果汁，看了六次手表，假装和两个路过的人说了“你好”“今天天气真好”“是啊真好”。第一个是琉球本地的一个中年女人，穿得很朴素，大概是哪个部门的文员，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就走了。第二个是一个美联社的记者，扛着相机，从她面前跑过去赶着拍什么，差点撞到她，说了句“sorry”，然后跑了。
没有人注意到她。
她松了一口气，又吸了一口紧张。松口气是因为——没有人注意到她，意味着她的“隐形”成功了。紧张是因为——她要的不是永远隐形，是在正确的时间、被正确的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