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老师抬起头，看到了尚书。他的脚步顿了一下——不是停，是慢了半拍。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惊讶，是一种——他想了很久，才找到了一个勉强能描述的词——确认。确认站在那里的人，就是那个在太平洋另一端、用一份电报和一架飞机的图纸，把他从加州理工“挖”来的人。
他走过去。走到尚书面前，站定。
“钱老师，一路辛苦。”尚书开口了。不是“欢迎钱老师”，不是“钱老师您好”，是“一路辛苦”。像是在对一个老朋友说“你来了，路上累不累”。
钱老师的嘴唇动了一下。他想说“陛下”，想说“皇帝陛下”，想说“尚书先生”。但那些称呼到了嘴边，都像是借来的衣服，穿在身上不合身。他沉默了一秒，然后说了两个字：“还好。”
尚书的笑意更深了一些。他伸出手，不是握手的伸，是“来，我带你走”的伸。手掌朝上，五指微微并拢，指尖微微上翘，像一朵正在开放的花。
钱老师看着那只手，看了大约一秒钟。然后他把皮箱换到左手，用右手握住了尚书的手。钱老师的手是凉的，干燥的，握力不大，但很稳。不是握手的手，是一双手写了半辈子字、画了半辈子图纸的手。
“钱老师，您的办公室准备好了。在琉球大学理学院，三楼，朝南，窗户对着港口。”尚书松开手，侧身，示意钱老师跟着他走。
钱老师跟在他身后。皮鞋踩在水泥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叩击声。他看着尚书的背影，看着他白衬衫在晨光中泛着干净的白，看着他头顶那几缕被风吹得翘起来的头发，看着他那双没有穿袜子的皮鞋。不像一个皇帝。像一个大学里的年轻教授，在开学第一天，带着新来的同事去看办公室。
第二个走下舷梯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是他在普林斯顿教书时穿的那件，袖口的扣子掉了一颗，用别针别着。头发比钱老师更花白，白得更多，黑得更少，像是被什么东西漂白过。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很厚，但不反光，能看到他那双深褐色的、微微突出的、像是总是若有所思的眼睛。他叫邓老师，核物理学家。
他的手里拎着两个皮箱，一个大一个小。大的那个很重，他拎着的时候身体微微向左边倾斜，像是被那箱子拽着走。小的那个很轻，夹在腋下，像是怕摔了。
尚书迎上去。
“邓老师，欢迎。”
邓老师把大皮箱放下，伸手握住了尚书的手。他的手很有力，掌心的老茧不是握笔磨出来的，是握工具磨出来的——他在实验室里待了那么多年，亲手组装过加速器。“陛下，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看过您的F-104的雷达数据。”
尚书的眉毛动了一下。
“我的F-104？不是我的，是琉球的。”
“一样。”邓老师的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谁造的，就是谁的。”
第三个是郭老师。五十多岁，秃顶，圆脸，笑起来像弥勒佛。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拉链坏了，用绳子系着。手里拎着一个网兜，网兜里装着一个西瓜——是真的西瓜，圆滚滚的，绿皮的，在晨光中泛着暗绿色的光。郭老师走到尚书面前，把网兜举起来。“陛下，这不是给您的。这是给我自己吃的。我在船上就想了一路了，琉球有没有西瓜。”
尚书笑了。不是那种嘴角微微上扬的笑，是那种咧开嘴的、露出牙齿的、像孩子一样的笑。
“郭老师，琉球有西瓜。而且比您这个甜。”
郭老师哈哈大笑，把那网兜往肩膀上一甩，大步流星地走过尚书身边，朝码头外面走去。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陛下，那个——实验室里有冰箱吗？”
“有。”
“那就行。”
第四个是赵老师。最年轻，三十多岁，瘦高个，脸上还带着学生气。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领口扣得紧紧的，像是怕被人看到锁骨。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公文包是黑色的，皮革的，边角有些磨损。
他走到尚书面前，没有伸手。他站在那里，看着尚书，看了两秒钟。然后他鞠了一躬。不是那种微微欠身的鞠躬，是弯腰超过四十五度、保持了将近两秒钟的鞠躬。
尚书没有扶他。没有说“不用这样”。只是站在那里，等他直起身。
赵老师直起身，眼眶红了。不是哭，是那种——在海上漂了那么多天，终于踩到了陆地，终于看到了那个在电报里说“琉球欢迎你”的人，眼睛里泛起的生理性的潮气。
“陛下，我是沈阳人。”
尚书的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
“赵老师，我知道。沈飞的事，您家里人知道吗？”
赵老师摇了摇头。“我还没跟他们说。等安顿下来，再写信。”
尚书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用写信。等电话装好了，打电话。琉球到沈阳，以后会有线路。”
赵老师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不是嚎啕大哭，是两行清泪，从眼角滑出来，顺着颧骨流下去，滑过嘴角，滴在他的白衬衫上。他用袖子擦了一下，擦不干净，又擦了一下。
他身后，更多的科学家和家属走下了舷梯。老人，女人，孩子。皮箱，纸箱，网兜。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搀着老人，有人推着自行车。没有人喊口号，没有人唱歌，没有人举标语。只有脚步声，只有皮箱轮子碾过水泥地面的咕噜声，只有孩子的哭声和母亲哄孩子的低声。
尚书一个一个地迎接他们。他叫出了每一个科学家的名字，每一个人都愣了一下。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尚书记性好，是因为他们发现，尚书在叫出他们名字的时候，看着他们的脸，而不是看着手里的纸条。
纸条在他手心里攥着，已经被汗浸湿了。他没有看过。
钱老师站在稍远一些的地方，看着这一幕。他的嘴角微微上扬，不是笑容，是一种——确认。确认自己来对地方了。
李特走过来，站在钱老师旁边。
“钱老师，先去看看住的地方？”
钱老师点了点头。他拎起那个旧皮箱，跟着李特向码头外面走去。走了几步，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港口。码头上，尚书还在和另一个科学家握手，那个人的名字他记不清了，但他记得他的脸——瘦长脸，高颧骨，像是被西北的风吹过的。“李部长。”
“钱老师？”
“皇上——他每天都这样吗？”
李特想了想。他想说“皇上每天只睡五个小时”，想说“皇上每天要签几十份文件”，想说“皇上每天要和各国使节、工厂负责人、政府官员谈十几个小时的”。但他没有说。他说了一句让钱老师意外的话。
“钱老师，皇上今天早上四点半就起来了。他说‘要去接人，不能让人等’。”
钱老师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转过身，继续走。
住的地方在首里行宫北边，一栋两层的白色小楼。外墙刷着白灰，门前的台阶是珊瑚石的，踩上去有一种微妙的、不太踏实的触感。院子不大，但种着几棵榕树，树冠撑开像几把巨大的伞。院子里还有一口井，井口用水泥封了，上面放着一个花盆，花盆里种着三角梅，红色的花瓣在晨光中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
钱老师站在院子门口，看着那栋小楼。他想起了自己在加州理工附近的房子——一栋两层的小别墅，带花园，带车库，带游泳池。那是他用二十年的工资和科研奖金买的，花了他大半辈子的积蓄。那栋房子的钥匙，现在在他儿子的口袋里。他的儿子在纽约，在一家银行工作，不打算跟他来琉球。
“钱老师，进去看看。”李特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钱老师迈步走进院子。他推开那扇深棕色的木门，走进了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