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船长走到他旁边，手里拿着一杯茶。他把茶递给周淮安：“周将军，天黑之前能进港。”
周淮安接过茶，喝了一口。茶是凉的，苦得发涩，他没有皱眉。“宫船长，到了青岛之后，不要急着走。在港口等一天。如果有人问，就说机器设备还没卸完。”
宫船长看着他，没有说话。他在等周淮安解释。
“如果有人查这艘船，他们只会查‘首里号’。查完了，觉得没问题，就走了。但他们走了之后，第二天，还有一艘船会来。那艘船上装的什么东西，我不说你也知道。”
宫船长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他没有问，只是点了点头。“明白。”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日，深夜十一点。
青岛港已经戒严了。
不是那种“请出示证件”的戒严，是那种“连一只鸟都不让飞进去”的戒严。港口的所有入口都被封锁了，铁栅栏门关着，上面挂着“军事禁区”的牌子。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不是两个，是十几个。他们的枪口朝下，但手指都搭在扳机护圈上，目光在黑暗中像两排探照灯，扫过每一个试图靠近的人。
码头上没有灯。不是没有灯，是灯全部关了。只有几盏应急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线很暗，只能照亮脚下的一小块地方。黑暗把港口的一切都吞了进去——吊车、仓库、铁轨、货堆——只剩下轮廓，像一幅用炭笔画在黑色卡纸上的素描。
周淮安走下舷梯的时候，码头上站着两个人。
一个穿着军装，五十岁左右，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北方的风吹出来的。他的军装是藏蓝色的，没有军衔标志，但腰背挺得笔直。他姓陈，某军区副参谋长，是从济南专门赶来的。
另一个穿着工装，六十岁左右，秃顶，圆脸，戴着一副老花镜。他的工装是深蓝色的，胸前印着“济南铁路局”的字样。他姓孙，是铁路局的总调度，干了四十多年的铁路，从他手里调度过的火车，能绕地球好几圈。
陈将军走上前，立正，敬礼。“周将军，一切准备就绪。”
周淮安握住了他的手。“陈将军，辛苦了。”
“不辛苦。东西到了，辛苦就是值得的。”
孙总工也走了过来。他没有敬礼，只是伸出手，握了握周淮安的手。
“周将军，车已经备好了。两列。都在港口专用线上。”
“检查过了？”
“检查了三遍。铁轨、枕木、道钉、信号——每一样都查了。连老鼠洞都堵了。”
周淮安看了他一眼。“老鼠洞？”
孙总工推了推老花镜，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周将军，您是不知道。老鼠咬电缆，能咬出一场事故。我不能让老鼠把事坏了。”
周淮安看着他，看了两秒钟。然后他的嘴角也微微上扬了一下。“孙总工，您比我细致。”
“不是细致，是怕。”
“怕什么？”
“怕东西到不了。到了，我就不怕了。”
四辆吊车同时启动。
不是用马达，是用人力。四组工人，每组八个人，站在吊车的两侧，喊着号子，拉动绳索。木箱从船舱里被吊起来，在黑暗中缓缓上升，越过船舷，越过码头，然后缓缓下降，落在平板车上。
没有人说话。只有号子声，只有绳索摩擦木箱的沙沙声，只有木箱落在平板车上时发出的沉闷的撞击声。那声音在深夜的港口中回荡，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鼓。
周淮安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些木箱一个一个地从船上吊下来。他在心里数——一，二，三，四——一直数到二十三。二十三箱。
陈将军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手电筒的光在黑暗中扫来扫去，不是照那些木箱，是照周围——照仓库的屋脊，照吊车的顶端，照海面上有没有不该出现的船。
“周将军，第一列车的货已经装好了。”陈将军的声音不大，但很稳。
“第一列车装的什么？”
“烟酒糖茶。还有二十个‘乘客’。”
“乘客？”
“警卫连的人。穿便装。坐在车厢里，假装是去东北探亲的。他们负责巡道。”
周淮安的手指在身侧轻轻敲了一下。第一列车——烟酒糖茶，二十个便装警卫。这不是在运货，这是在开路。如果有人想在铁路上做手脚，看到第一列车过去了，就会觉得“安全了”，然后放松警惕。第二列车跟在后面，才是真正的东西。
这是他在战场上学的——打仗，有时候是打心理。
第二列车开始装货。
八节车厢，每一节都是封闭式的铁皮货车，灰色的，漆面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露出下面暗红色的防锈底漆。车厢的门是推拉式的，铁制的，滑轮在轨道上滚动，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木箱被一箱一箱地推进车厢，整整齐齐地码放好，用绳索固定，再用帆布盖住。
周淮安走到倒数第二节车厢前，弯下腰，看了一眼车厢底部的铁轨。铁轨是新的，钢面没有被车轮磨过的痕迹，说明这节车厢很少用。他直起身，拍了拍车厢的铁皮。铁皮是凉的，在夜风中透着一股寒意。
“孙总工，这趟车——谁会知道？”
孙总工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没有开。
“周将军，胶济线已经清空了。前后各有一列，间距一个小时。调度室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趟车的路线和时间。沿途每一个车站，站长的电报都单独发的——只说‘有重要物资通过，请确保线路畅通’，不说运的是什么。”
周淮安转过身，看着孙总工。孙总工的老花镜在应急灯的橘黄色光线中反着光，看不清他的眼神，但他的嘴角是抿着的——不是紧张，是一种“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笃定。
“好。”周淮安拍了拍他的肩膀。“上火车吧。”
第二列车在凌晨一点准时发车。
车头是蒸汽机车，黑色的，高大的，像一头蹲伏在铁轨上的钢铁巨兽。锅炉里的火烧得很旺，炉门打开的时候，橘红色的光从炉膛里涌出来，把司机室照得像一间着了火的屋子。烟囱里冒出的烟是灰白色的，在夜空中升起来，被风吹散，像一朵被撕碎的云。
周淮安坐在最后一节车厢里。
车厢里没有座位，只有一堆木箱和一张行军床。行军床是铁制的，折叠的，铺着一层薄薄的褥子。他坐在床沿上，面前摊着一张地图。地图是胶济线和津浦线的铁路图，上面标注着每一个车站、每一个道口、每一座桥梁。他用红笔在上面画了几个圈——济南、德州、天津、山海关。这些是换车头的地方，也是可能出问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