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你跟肯特·约瑟夫带领两个小队一起去找DAD经常去的地方，我这边会安排《环球纪实》的报童们时刻留意纽约街头的情况，我们保持电报联系。”
“OK！马修，我现在就回纽约找肯特·约瑟夫！”
父亲迈克尔·路德维希突然‘杳无音讯’，这件事情完全出乎马修·路德维希的意料之外，此时的他还在匹兹堡市区的梅隆国家中心医学会‘陪同’《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兼单一控股股东爱德华·麦克莱恩接受治疗——主要是关于爱德华·麦克莱恩的脑部疾病的诊治，这一方面的疾病研究始终处于半停滞阶段，难得遇上爱德华·麦克莱恩这么好的一个‘标本’，梅隆国家中心医学会的医师们完全没有让爱德华·麦克莱恩‘提前结束治疗出院’的安排。
或许就连马修·路德维希也没猜到，他的父亲迈克尔·路德维希决定要做某件事情后，即便是钢铁洪流在前面挡着也会挥舞着自己的拳头、叫嚣着把那些‘破烂玩意儿’统统砸碎；不过，此时的马修·路德维希确实非常头疼，因为梅隆国家中心医学会的医师在为他和爱德华·麦克莱恩灌输关于弗洛伊德学说的‘核心精髓’也就罢了，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讲历史。
在20世纪以前，医生的角色在美利坚社会中并没有明确的阶级地位。从业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可能与他们所在社区的不平等程度差不多。
与其说医学在职业高低贵贱中有一个明确位置，不如更准确地说个体医生之间的不平等也反映了阶级的不平等。较富裕的家庭对应的是医学专业的精英，而穷人对应的是地位较低且技能较少的行医者。大多数医生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但地位既不稳固也不明确。医生的地位既取决于其职业性质，也取决于其家庭背景和接诊病人的地位。
教育也是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但可能次要的标准（次要是因为高等教育取决于家庭背景）。医学专业的顶尖人士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其中声望最高的还会前往欧洲接受部分培训，而地位最低的从业者往往是自学成才。处于中间的是绝大多数的普通医生，他们曾当过学徒，修读过一些课，或者有上两个学期课的医学学位，但他们几乎没有接受过更多的普通教育。医学专业最终经历的转变没有多提高顶层人士的地位，更多的是提高了中层人士的地位，并且彻底消灭了底层。而在专业内部达成某种同质性，有助于让行医本身—而不用考虑医生的家庭出身或客户的身份—足以成为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前提条件。
从杰克逊时代到19世纪末，从事医学行业一直没有享有今天这样的声望和稳固性。
1832年，马里恩·西姆斯（J.Marion Sims）大学毕业后回到南卡罗来纳的家中，他后来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之一。他刚刚过世的母亲此前希望他成为牧师，而他的父亲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律师。然而，马里恩·西姆斯两个都不想做，他觉得如果他必须从事某个专业，那么医学对他那低微的才能的要求是最低的。
“如果我早知道这一点，”他的父亲对他吼道，这样的爆发可能会让今天的父母感到好笑，“我肯定不会把你送进大学……这是我极为鄙视的职业。医术中没有科学，没有荣誉，更没有什么声誉可言。”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著名神经科学家兼高级知识分子、即小说家韦尔·米切尔（S.Weir Mitchell）身上，他年轻时最初想从事化学制造业。他的医生父亲建议他经商，米切尔原本很可能会进入他一位英伦表亲的贸易公司，结果这位表亲死于海难。“过了一段时间，我父亲更加坚决地要求我做出选择，最后我决定当医生，而这使他非常厌恶。”
也许马里恩·西姆斯和韦尔·米切尔这两位高级知识分子都体会到了个中讽刺，在描述他们父亲的反应时有点夸张，但这些事件并非难以置信。许多人认为医学是低等的职业，或者至少是一种前景黯淡的职业。1851年，新近成立的美利坚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一个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该委员会追踪了1800年至1850年间从八所顶尖大学（阿默斯特学院、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汉密尔顿学院、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联合学院和耶鲁大学）毕业的人的职业选择，其中26%的人成了牧师，同样比例的人进入法律界，而只有不到8%的人成了医生。此外，在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学生中，从事医学行业的比例还要更低。委员会认为，这些数字表明这个国家“受过教育的人才”普遍厌恶医学。
直到1870年，一份医学杂志仍然评论说，如果一名有才能的年轻人选择成为医生，“他的大多数有教养的朋友都觉得他放弃了自己”。这可能夸大了实际情况。医生往往在其社区中颇有影响力。在美利坚早期，医学专业精英的社会声望完全可能要甚于今天。1766年，新泽西州医学会（Medical Society of New Jersey）的第一批100名成员中，有17人后来成了国会或州议会的成员。《独立宣言》签署者中有四人是医生：本杰明·拉什、乔赛亚·巴特利特（Josiah Bartlett）、莱曼·霍尔（Lyman Hall）和马修·桑顿（Matthew Thornton）；另外26名医生是大陆会议的成员。从历史上看，在美利坚独立建国早期，国会议员中医生的数量实际上是最多的。从1800年到美利坚内战期间，国会中医生的数量最少为7人，通常是12到18人。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这个数字在6到10之间。而近几十年来，尽管21世纪医学专业的收入和地位都非常高，但最多也只有四五名医生在国会任职。
对这种下降的解释似乎相对清楚。在早期，专业人士的专业化程度要低得多，专业培训也不像现在这样漫长和艰苦。无论是在法律、医学还是神学领域，专业人士身兼数职是很常见的。受过教育的人很少，而医生在其中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由于行医的报酬要低得多，因此医生从政的动机也相对更强。今天，职业生涯的需求不再允许许多人变换自己的社会角色，而这在工业化程度较低、分化不那么明显的社会里是很常见的。受过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也越来越专门化。医生的地位上升了，但他们的重要性却下降了。他们在政治和公共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不明显，这些事务无法轻易提供经济回报，也不能让医疗实践更有保障。
无论如何，专业精英的社会和政治命运不应与广大医学从业者的处境相混淆。
少数名人的显赫地位不能说明一门专业的情况，正如少数著名画家和音乐家的财富和声望无法代表普通艺术家的一般状况。然而，一门专业的中层和高层之间的距离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在19世纪的医生群体中，这种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能说医生属于单独一个社会阶层。在当时，行医几乎从来不是一条致富之路。富有的医生通常要么是继承了财产，要么是通过经商赚钱。1831年，一位作者曾指出，即使在成功的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专业上的收费“也很难与一次幸运的出海带来的利润，或交易所一天的成功运作相比”。马里恩·西姆斯虽然已经当了几年医生，但也准备一有机会就退出这个行业——“因为马里恩·西姆斯知道，他永远不可能靠行医发财。”
根据相关数据研究表明，19世纪中叶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医生的经济状况实际上在走下坡路。1836年，罗切斯特市三分之二的行医者都拥有房产，平均价值为2400美元，而每位有投票权的公民的房产平均价值只有1420美元。
但是在1860年，纽约州罗切斯特市拥有房产的医生的比例下降到三分之一，他们的房产平均价值和所有有选举权的公民一样，为1500美元。18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