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nazi】党特别注重对工人进行宣传，但出人意料地忽视了白领雇员，【nazi】党袭击过白领雇员工作的许多机构，包括金融机构和百货商店，这很可能招致了白领雇员的厌恶。投票给【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不仅包括那些受雇于工会和其他劳工运动机构的人，还包括许多从事低薪工作的女职员，这些人因为出身于或者嫁入工人家庭而属于工人阶级的政治阵营，她们也像大部分男性白领工人一样投票给【Social Democratic Party】。私营企业的白领工人也是受大萧条影响最小的群体之一，因此像体力劳动者一样，1930年投票给【nazi】党的白领工人比例并不高，尽管这与当时的流行观点相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公务员在【nazi】支持者中所占比例过高，这个现象或许反映了这样的事实：政府裁员导致数十万公务员失业，并且使更多人的收入减至熟练体力工人的水平或者更低。【nazi】党对个体经营者有着更大的号召力，在信奉新教的乡村地区尤其如此，当然，其中许多是小农场主。
【nazi】党在1930年9月突然令人意外地站稳了脚跟，它表达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因此对德意志的几乎每个社会群体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号召力。它甚至超过中//央//党，成功地超越社会界限，以共同的意识形态为基础，把极其不同的社会群体团结起来，其影响范围主要在新教教徒占大多数的社区，但并不局限于此，这是其他德意志政党未曾做到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资产阶级政党已因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受到削弱，事实证明，在1929年底摧毁了德意志的经济灾难面前，它们没有能力留住支持者。中产阶级选民依然反感【nazi】党的暴力和极端思想，纷纷转而支持右翼小派别，这样做的人比在1924年和1928年还多，遂使这些小派别在国会中的议席从20席增加到55席；但也有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于1930年9月蜂拥至【nazi】旗下，与包括农场主、各种工人、公务员、初次投票者（其中有许多是女性）以及高龄选民群体在内的其他社会群体一起，投票给【nazi】党，使之选票大增，用这种方式强有力地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愤恨和恐惧。
在1930年越来越令人绝望的境况中，【nazi】党极力展现出坚强果敢、生机勃勃、精力充沛和青春洋溢的形象，完胜其他政党的宣传努力，共产党稍属例外。【nazi】党围绕派【Hitler】建立起领//袖//崇拜，其他政党也把各自的领//袖展现为未来的俾斯麦式人物，二者属于相似的努力，效果却是前者远胜后者。【nazi】党实现这一切，凭借的是简单而有冲击力的口号和图像、癫狂兴奋的活动、游行、集会、示威、演讲、海报、标语牌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这些凸显了【nazi】党所自诩的，它远远不仅是一个政党，而是一场运动，势不可挡，席卷着德意志民众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然而，【nazi】党并没有提出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具体方案，尤其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1930年，沉重地笼罩在中产阶级正直之士心头的忧虑，是公共秩序的混乱，【nazi】党承诺要通过建立一个强硬的集权国家来结束这种混乱，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公共秩序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正是【nazi】党造成的。许多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点，反而归咎于共产党，认为身穿褐色制服的【nazi】冲锋队在街头的暴力行为是正当的，或者至少是面对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暴力和挑衅行为时合乎情理的反应。
选民们在1930年并不是真的要从【nazi】党那里寻求非常具体的东西，而是借此抗议魏玛共和国的失误。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在乡村地区、小城镇、小作坊、文化上保守的家庭、高龄群体或者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政治阵营里的人，可能也在借此表达与共和国所代表的现代派文化和现代政治的格格不入。尽管【nazi】党在许多方面同样展现出了现代形象，但是【nazi】党纲的含糊其辞，它新旧交织的象征意义，它兼收并蓄、常常自相矛盾的特性，都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解读，并且忽略那些也许令他们不安的东西。许多中产阶级选民对【nazi】党徒在街头的暴力和罪恶行径轻描淡写，将其视为年轻人激情洋溢和精力过剩的产物。然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nazi】的暴行远远不止于此。
到1930年，年轻的褐衫军积极分子霍斯特·韦塞尔已经惹得柏林的德共准军事成员对他恨之入骨。韦塞尔是个理想主义者，聪明、受过良好教育，得到了戈培尔的赏识，于1928年上半年被派往维也纳，向组织完善的【nazi】青年运动学习。回到柏林之后，韦塞尔很快升至褐衫军组织在腓特烈斯海恩（Friedrichshain）区的高层职位，领导一支“冲锋队”，即【nazi】党的准军事分支。他发动了一场特别激烈的挑衅性街头运动，其中包括褐衫军对当地德共总部的一次袭击，导致4名德共工人重伤。德共//党//报《红旗报》在柏林的编辑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被称为德共的戈培尔，他对此次袭击的回应是向党内干部发布一个新口号：“在哪里发现【nazi】分子，就在哪里痛击他！”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韦塞尔的女房东，一位德共//党员的遗孀，于1930年1月14日到当地一家酒馆请人帮忙摆平她的房客，据她说，韦塞尔不但不肯支付同居女友的房租，还以暴力相威胁。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另当别论，因为有证据显示，纠纷的真正起因是她想涨韦塞尔的房租。女房东并不是房主，而是租户，她还担心，如果韦塞尔的女友不搬出去，自己将失去对公寓的合法使用权，主要因为那位女友是鸡女（她是否仍然接客，后来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桃色话题）。这里的关键是女房东与德共有关系。尽管德共不赞成她在丈夫去世时坚持在教堂为他举行葬礼，但还是决定帮她摆平房客。就在前一天，德共宣称一位本地党员在与褐衫军交战时被枪杀，房租纠纷为德共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报复机会。他们觉得韦塞尔可能有武器，于是派人到附近的酒馆找来本地恶棍阿里·赫勒尔（Ali Hhler），由他充当打手去公寓讨伐韦塞尔。谁都知道赫勒尔有枪，他不仅是邻区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支部的成员，还曾因轻罪、伪证罪和拉皮条被判过刑，是组织有序的柏林犯罪集团的成员，从他身上可以看出德共与犯罪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很可能形成于该党以德意志各大城市的贫民区和“犯罪高发区”为根据地的时候。赫勒尔与德共员埃尔温·吕克特（Erwin Rückert）一起爬上楼梯，来到韦塞尔的公寓，其他人站在外面放哨。当韦塞尔打开门时，赫勒尔开了枪。韦塞尔倒下，头部受重伤，在医院里撑了几星期之后，于2月23日不治身亡。
德共匆忙发起一场宣传战，将韦塞尔描绘成皮条客，将赫勒尔的行为说成是黑社会纠纷引起的，与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无关；与此同时，戈培尔也对此事大肆渲染，把韦塞尔塑造成一位政//治//烈士。他采访了韦塞尔的母亲，从她对儿子的描述中提炼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他把女友从皮肉生涯中解救出来，并且满怀豪情地投身于祖国的事业，最终牺牲了生命。戈培尔宣扬说，德共则相反，招募赫勒尔这样的惯犯加入他们的队伍，这恰恰显示了该党的本来面目。韦塞尔刚死不久，戈培尔就开始加紧对他进行全方位的神化，全国的【nazi】刊物上有无数的文章称颂他是“为‘第三帝国’牺牲的烈士”。肃穆的送葬队伍走在街上，如果不是警方限制了人数，队伍还会壮大得多。据戈培尔说，多达3万人在通往教堂的街道两边目送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