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新一届政府的困境是惊人的。新总统和新内阁甚至都不习惯他们的日常事务，主要是不熟悉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严重依赖胡佛政府中留下来帮助他们的那些官员，不得不处理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使他们面对着无法预见的难题。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做每一件事情。没有人告诉你，在这样的压力下所犯下的错误，未来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同样，没有人敢肯定，这是不是一连串累进的紧急事件（它们将导致局面的无限恶化）中的第一件。从未有过一届新政府像本届政府那样，似乎正在走向这样一个潜在的难题马蜂窝。
但其他的环境帮了他们的忙。首先，曾经对前总统湖佛如此残酷的命运，意外给了美利坚这样一届政府：在对抗金融恐慌的比赛中，它只能从起跑线开始，没有被从前的失败记忆所妨碍。对美利坚人民来说，友善对待一届新政府并支持它最初的行动，是一种老传统；而这一回，友好的感觉不仅是现成的，而且是强烈的。绝大多数人拼命渴望新政能够成功。就连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都心甘情愿地给予小罗斯福总统充分的权力，希望他顺利，尽管他们可能被称作“从文明殿堂中他们所占据的那高高在上的宝座上逃走了”的金融家。他们被吓坏了，他们的机构士气大挫，他们的集体名誉无论如何受到了玷污，他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小罗斯福总统的成功上。报纸如今也狂热地大呼小叫。
几个礼拜以来，它们一直把银行恐慌的消息隐藏在左页；如今它们能够在新闻专版上，在社论中，放开——并喷涌出——大肆宣扬的热情，推波助澜的热情，发表乐观的战斗言论的热情，美利坚人民的性情气质中，这种热情是与生俱来的、习惯性的。通常意见分歧、很难驾驭的国会，如今变得就像是一个欢呼喝彩的部门一样全体一致、满腔热情——因为民意要求他们这样做。国会议员们的邮件总是沉甸甸的，邮件的主题是“支持（新）总统”。这就好像一个被分歧所撕裂的民族突然发现，他们正在步调一致地向前迈进。
还有另外一个有利的情况。瑟曼·W·阿诺德在《资本主义的民间传说》（The Folklore of Capitalism）一书中说到，在银行恐慌之前，他曾跟一帮银行家、律师和经济学家有过一次对话。说到银行总关门的可能性，他们全都惊骇莫名。其中一个人说：“当大通银行关上大门的时候，一想到接下来紧跟着将要发生的这场灾难，我的大脑就不好使了。”阿诺德先生把这次对话告诉了他的朋友爱德华·S·鲁宾逊教授，并发现他莫名其妙地兴高采烈。鲁宾逊教授问：“你是否认为，当银行全都关门大吉的时候，人们会爬上树互相向对方扔椰子？”阿诺德答道：在他看来，这似乎不大可能，但如此量级的银行倒闭，让他不由得想到了暴乱，多半还有革命。于是，鲁宾逊教授说：“我敢斗胆预言……当银行关门的时候，人人都会觉得松了一口气。它会是一种全国性的假日。会有普遍的兴奋，以及一种很有兴趣的感觉。旅行不会停下来；酒店不会关门歇业；每个人都很开心，尽管他们当时不承认那是开心。”
尽管银行放假间接地带来了新的痛苦（通过新一轮的商业缩减和新一轮的临时失业），并强化了很多已遭受重创者的痛苦，但从本质上讲，鲁宾逊教授是对的。对于掀掉秘密的盖子，大多数美国人都有一种轻松感。如今，每件事情都是公开的。他们觉得，这一次的麻烦是暂时的。如今，他们不觉得缺钱是件丢脸的事——似乎人人都缺钱嘛。他们全都在同一条船上。他们惺惺相惜，友善地对彼此的困难作出回应。
杂货商同意欠账（不这样的话又能怎样呢），大多数酒店很高兴接受支票，商店热衷于赊购。报纸上篇幅大减的广告栏继续刊登诸如此类的愉快公告：“在支付旅行费用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支票或经适当授权的凭证”（这是在银行放假的早期，当时，票据交换所发行的凭证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我们愿意把您的支票的支付日期往后推3个月，为您和您的家人供应3个月的培梭丹特牌牙膏。”
诚然，商业区都很是萧条；在百货商店的楼上，店员们三三两两地站在那里，身边一个顾客也没有；商务写字楼周围有一种周末的氛围，列车上乘客稀稀落落，证券交易所和商品交易所都关门大吉。但是，在到处咕哝的言谈话语中，更多的是急切而友好的刺激，而不是不祥之兆。“你们是不是要发放凭证——我们该如何用它？”“啥是‘监督官’——那是不是个新词儿？”“你不是说银行关门的时候你手里有30美元么？得了，你运气真好。我只有3美元50美分——我原本打算那天早上去银行。”“他们说，史密斯夫妇在他们的地窖里储藏了很多罐头食品——三个月的供应；他们认为即将有一场革命！”“你看到那些黄金囤积者的照片么？他们从联邦储备银行背回了一袋袋的黄金。照我说，那些家伙正毫不费力地轻松离开呢。”“道奇夫人比银行放假抢先了一步——上个礼拜五她透支了她的账号。不，不是故意的。她说，那只不过是个失误。叫我说呀，她是撞上了大运。”“要是你听过这位银行家的故事就制止我好了：好像有一位银行家死了，当时，他刚走到大门那儿，圣彼得说……”
小罗斯福总统的第一次“炉边谈话”完美地契合了公众的这种心境，从容、平等、清晰而自信，那是一次技巧惊人的表演。（据雷蒙德·莫利的《七年之后》【After Seven Years】说，这篇谈话的初稿是驴党（民主）宣传团队中的迈克尔逊撰写的；阿瑟·巴尔坦——曾任湖佛内阁的财政部副部长——把它彻底重写了一遍；小罗斯福总统最后进行了修改。）银行重新开门了，并没有出现人们一直担心的新一轮恐慌。如果美利坚人民认识到了，在短短几天之内，要想把可靠的银行与不可靠的银行分开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一定会犯错，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这样了。据说，有一家银行的情况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它的董事们决定，不提交重新开张的申请；由于办事员的失误，这家银行被放在了错误的名单上，收到了一份健康证明书，于是顺利地重新开张了。的确，在某些地方，有银行在开张之后出现了挤兑——这些挤兑不得不用联邦政府的经费来支付，以免整体的麻烦再一次开始。无论如何，依然有这么多的银行不得不继续关门，以至于全国10%以上的存款在3月15日之后依然被冻结，国民经济这台机器因此依然部分地瘫痪着。然而，总的来说，银行开张立即取得了成功。信心急匆匆地回来了，因为人民被新总统给迷惑了，给说服了，这个新总统看上去似乎相信他们，并且正在付诸行动、行动、行动——新政开了一个漂亮的好头。
接下来的几个月，华盛顿出现了一场美利坚历史上空前的奇观。新政起跑时的步伐几乎丝毫没有放缓。行政分支的议案箱一份接一份提交着议案，总统以简洁的推荐介绍把议案提交给国会，而国会——几乎就像是被催眠了似的——则通过它们，常常未经充分的争论，有时候甚至没有机会让所有议员把它们读上一遍，至于充分领会它们的意义就更谈不上了。除了战争时期，此前从未有过哪位总统对国会有这样大的权威。此前从未有过——即便在战争时期——哪个立法程序被以这样令人恐怖的速度和胆略获得通过。
首先有成百上千的银行家，挤在财政部大楼的走廊里，拉住他们的参议员，解释为什么应该批准他们的银行重新开张，聚集在货币管理局代理局长在华盛顿大楼设立的一间临时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里的4个人很快发现，他们成了银行系统与政府之间交流沟通的瓶颈。在工人们隔断房间的敲打声中，这几个人设法同时雇佣速记员和办事员，以起草规章制度和信函，会见胡搅蛮缠的银行家们，应付呼入的电话，在之前的两三天里，来自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