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期，湖佛总统承担的责任比以往历任总统在类似困境中承担的责任都要多。
无论是1837年的范布伦，1873年遭遇困境的格兰特，还是1893年的克利夫兰，都曾采取过缓冲危机的货币措施。1907年，国会在前总统（老）罗斯福寄去的言辞激烈的咨文后，制订了一部临时法律，使紧急时期的货币流通更为灵活。1921年，前总统哈丁召开了总统会议，旨在把失业问题交由地方慈善机构去处理。但到了1929年，前所未有的萧条面前需要新的决断。湖佛采取了几个措施试图让联邦政府干涉经济周期的运转，在环境和舆论的压力下，甚至采取了一些有悖于传统的方法。
表面上看，经济复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减少产量使剩余商品有了市场，新产品的单位成本因为资本投入的减少和廉价的原材料而大大降低，这一切大大刺激了就业和消费。工业蠢蠢欲动，试图再次扩张。像高出生率和移民促进消费的高增长一样，对外出口市场也刮起了复兴之风。而如今，不景气蔓延全球，美利坚的工业扩张之路似乎拐进了死角。国家就像患上了综合病症，与生俱来的抵抗力被之前的安逸岁月磨得消失殆尽。在漫长的大萧条中，国家是否能不治而愈？还是靠传统的药方——忍耐、苦干、货币政策和信心来治愈它？
湖佛总统对这些问题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这位被他的继任者称之为“马车时代”产物的总统，主张社会计划，憎恶浪费和低效率。他坚信，改良的自由主义、金本位思想、个人奋斗和追求利益，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节俭和克己是经济安全的根本所在。在1928年的竞选演说中，他把自己的理念精简成“粗犷的个人主义”，这一短语在大萧条时期遭到了无数的抨击，甚至被戏讽为“贫困潦倒的个人主义”。面对诸多批评，湖佛在1934年回应道：“我不会因提出“粗犷的个人主义”这一术语而主张任何权利，但我为发明它而感到骄傲。半个多世纪以来，它被美利坚的领//导者用来赞颂敬畏上帝的人，他们诚实、坚韧、敢于主张权利，这些品质让他们与众不同，勇于承担责任，造就了他们在群体中的领//导能力。”
这样的姿态，加上试图利用税收的力量平衡贫富差距、缩减联邦开支的家长式作风，都无法取信于民。很显然，在新的让人忧心忡忡的状况出现时，这位总统必定是小心谨慎，而不敢大刀阔斧地行动，即使本国的情况已经刻不容缓。
其实，早在大萧条来临之前，到处都有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利坚深切感受到了，在危机时期，联邦控制和企业有序发展的必要性。城市工业的发展与商业不知不觉中交织在一起，这使国家和个人生活变得密不可分。一些人把政府看作私营企业的经济平衡轮，另一些人认为在恐慌和危机时，政府应该是私营企业的动力源泉。而大多数人则把政府想成是他的盾牌去抵抗企业的剥削。不论政府扮演哪种角色，都足以在让人绝望的大萧条中，将联邦政府的力量传递给普通民众。
与他的同胞一样，湖佛总统没能对1929年危机的严重性和持续性作出正确的评估。在他看来，这次崩盘并不严重，可以凭借精英的通力合作来加以阻止。同年的11月和12月，他多次把工业界、金融界和劳工界代表召集到白宫，铁路公司、电话公司、钢铁公司纷纷承诺增加支出，大型企业也保证维持现有工资水平。但这样的许诺，大多是应付了事。接下来的3年，工商企业自我恢复能力和合作精神并没有多少起色，彻底打碎了湖佛的信心和希望。在此期间，他不停地给民众加油打气，让人们消除“莫名的恐惧”，恢复信心。他曾说过“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难，90%是由恐惧引发的。”这句话与他的继任者的响亮的就职宣言如出一辙：唯一让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1929年最后几个礼拜的忙碌后，湖佛知道该刹车了，他不情愿地放弃了原来的期望，让乐观主义的符咒停止运转，开展企业自救运动。几个月后，急躁的情绪开始在穷困潦倒的失业者和有钱人中浮现。人们迫切希望政府解决这一切，就像在繁荣时期希望政府干涉一样急切。1930年，政府开始了一些抵抗萧条的小范围的行动，包括援助旱灾受害者，给养农民的牲畜，开展了一些公共工程建设，拨款5亿美元被改善居民建筑，6500万美元修建水坝——后来更名为“湖佛”水坝。这些公共工程计划持续了几年时间，极大地帮助了当地的失业人员。但是，在绝望情绪四处蔓延时，这些计划显得有些畏首畏尾，隔靴挠痒。美利坚人民大声疾呼，呼唤联邦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解决困境。
1931年6月开始的经济停滞，终于让湖佛意识到了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他狂热地把精力投在拯救危机上。虽然他工作刻苦，为人真诚，但却无法力挽狂澜，让人们重振信心。人们把灾难归咎于他，虽然这次灾难的祸根早在他上任前就已经被埋下了，假使当时当选的是其他人，那么这场灾难依旧不可避免。
但很不幸，湖佛总统此时不得不成了替罪羊。虽然他能力卓越，但他缺乏他的继任者身上的优势，包括政治幕僚，极强的个人魅力，翔实周密的计划，以及振臂一挥、英雄云集的领//导//力和号召力。在众人的口诛笔伐下，湖佛被塑造成少言寡语、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的冷血动物。人们嘲弄地说，这位“伟大的工程师”的目的，就是在美利坚排水、挖渠、筑坝。人们对政治人物的嘲讽从他的职业生涯可见一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湖佛以节约顾问的身份走进美利坚人的视野，倡导高效率、节俭和“湖佛化”。1916年和1919年，他负责为数百万欧洲难民提供食物，这份工作让他声名鹊起，被视为拥有魔力的英雄。大萧条到来时，人们翘首企盼，指望他在内忧外患的凄惨境况下再创奇迹。早期的经历让湖佛坚信，自愿合作和齐心协力是应对所有紧急状况的法宝。以往的经验，以及曼彻斯特人特有的自由主义性情，使湖佛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探索经济崩溃之谜。
然而，亟待解决的是救济问题。美利坚人民普遍认为，施舍会让接受者更贫穷，公共救济应该依赖于联邦政府，因为这种救济属于“有去无回”的支出。因此，地方政府承担了更多救济的责任，救济时的吝啬和羞辱被人们看作是有益的，既可以让寄生虫望而却步，又能让人们意识到贫穷是可耻的。在农村地区，地方救济还不算糟糕。它得到了很多友善的赞助，这是美利坚所喜欢的一种民族特性。后来，透过慈善组织协会和红十字会的个人慈善，缓和了令人生厌的地方救济带给人们的压迫感和耻辱感。
在湖佛总统看来，像旧金山地震和密西西比河洪水类似的灾难，求助于慈善组织也是理所当然的事。“紧急就业委员会”在1930年成立后，湖佛这样对媒体说道，“志愿组织和公共服务并没有在美利坚人民的生活中消失，它依然存在并足以处理去年出现的问题。”
实际上，以慈善为目的的社区公益基金会在1925年后就成立了，其捐款数额在1931年秋和1932年春间一度达到巅峰。但随后的一年，枯竭的资金以及公共机构的介入，导致捐款数额降到了1924年以来的最低点。湖佛总统认为，救济和再就业的义务在于个人。倘若无效，再借红十字会组织的力量，然后求助于市政府和州政府，最后求助联邦政府。联邦政府采取的救助形式应该是借贷，而不是免费赠予。在这场被湖佛总统看作是保卫国库的战斗中，他无奈地、不情愿地节节溃败。
虽然民间委员会在1930年和1931年做了很多善事，尽了绵薄之力，但是却远远不能满足时局的需要。“紧急就业委员会”并没有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哪怕是铺设一条简易的独木桥，让失业者越过失业的沟壑。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