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巩固了美利坚的收支平衡地位，同时也削弱了其他国家的地位。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受益于美利坚长期资本外流，其他国家的境外账户能保持精确的平衡。然而一旦美利坚对外贷款受到阻碍，那么其他国家外部地位中潜在的弱势将迅速卷土重来。随着黄金和外汇储备的流失，本国货币对黄金的可兑换性也将受到威胁。尽管这样做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但是中央银行将不得不限制国内信贷，财政局也将缩减公共支出。
这就是1928年夏季发生的情况，即逐渐紧缩的联邦储备货币政策导致美利坚对外贷款受到阻碍。不幸的是，由于法国出于独立原因而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所以美利坚的货币紧缩伴随着大量黄金流入法国。因此，美利坚和法国将世界其他国家的黄金和金融资本都吸纳入本国。这些行为对原本疲软的外国收支平衡产生了叠加效应，放大了国外的货币紧缩。此外，这些行为还导致欧洲部分国家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被迫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世界范围内的政策变化（包括美利坚相对温和的政策变化在内）产生了紧缩性的冲击，从而为1929年的衰退埋下隐患。美利坚政策中轻微的变化之所以也具有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它与国际结算模式中存在的不平衡和金本位制互相限制，从而激发了外国的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巩固了美利坚生产商在国际市场制成品领域的竞争地位。这与异常高产的农业部门一起推动了美利坚贸易平衡顺差，而资本交易强化了这些趋势。
一战后，赔款开始从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向西流入战胜国，并且由此以战争债务的形式流向美利坚。美利坚对欧洲中部发放贷款，从而维持这些循环向西流动的资金。拉丁美洲国家需要进口资本来调节初级商品价格的滑坡，而西欧国家同样需要进口资本重建饱受战争摧残的经济。因此美利坚对外贷款对这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只要美利坚继续对外贷款，金本位制就具有可行性并且不会对繁荣造成威胁。但是当美利坚资本出口缩减时，金本位制就处于风险之中。而维护金本位制的政策与经济稳定政策是互相矛盾的。
开始的时候，这一过程非常顺利。慷慨的霉国贷款使得西欧国家能够修复其受创的经济。德国和欧洲新兴国家采取大量借入外债的紧缩政策，在防止其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前提下，阻止了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资本流动和黄金流动使得英国等国家能够在相对较低的成本下，恢复战前金本位制平价。正是霉国的低利率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促使这些国家取得如此成就。较低的国内利率促进了充裕的霉国金融资本寻求海外更有利可图的机会。国内信贷的扩张降低了霉国的黄金需求，在某些时期（例如1927年下半年）甚至促进霉国的黄金外流。
然而，1924年和1927年间美利坚的适应性货币政策并没有受到如此好评。更多时候，它被认为是华尔街繁荣的引子，为大萧条的出现埋下隐患。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货币政策对20世纪20年代的大牛市产生了重大影响。也许换种说法更为恰当，即华尔街繁荣影响了货币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导致华尔街繁荣。
1928年起，美联邦的官员认为，金融投机大潮会将资金从生产用途中转移出来。于是他们开始紧缩货币政策，从而增加了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逐渐上升的国内利率缩减了美利坚的对外贷款。
1928年夏季，高度依赖于资本进口的负债国开始受到影响。随着收支地位的疲软，他们不得不采取逐渐紧缩的货币和金融政策来维护黄金平价和偿付外债。然而，即使是最紧缩的措施有时也不能完全满足需求。自1929年起，负债国被迫陆续废除金本位制。
债务偿付目的是希望在华尔街繁荣时期能够找到获取外国资本的新途径。但是在大股灾之后，大萧条和美利坚对外贷款崩塌接踵而至，而世界贸易也开始崩溃。美利坚和其他工业国家的保护主义者加剧了初级商品的收支平衡问题。持续的困境导致了1931年拉丁美洲对债款的违约、1932年欧洲中部的违约以及1933年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违约。这些违约对债权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对于英帝国等高度依赖外国利息收益的国家，它导致了收支平衡的恶化，并为1931年的英镑危机埋下隐患。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支撑着国际清算模式的相同循环机制，其稳定性于20世纪30年代遭到削弱。
美利坚最初的衰退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终结者的角色，它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世界其他国家中持续的严峻困境。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可避免，因为对于美利坚衰退产生的原因并定论。1928~1929年联邦储备政策的紧缩似乎比较温和，以至于无法解释在1929年和1930年期间美利坚的GNP为何以两倍于第一年衰退的速度下降。
1929年夏末秋初，美利坚开始发生经济衰退，而在其他地方衰退已经显而易见并且已经持续了近一年。因此，美利坚的出口在美利坚工业生产之前就达到了巅峰。当美利坚国内需求疲软时，出口需求就会进一步下降。美利坚的生产商没有权力将销售从国内转向国外市场来维持利益——他们没有选择，只能削减产量。因此在美利坚发生的衰退尤为严峻。
因此，1929～1930年的大衰退不仅仅是美利坚财政政策紧缩变动的结果，还是世界范围内政策紧缩变动的结果。其他国家的政策通过金本位制与美利坚政策联系在一起。在国际清算模式下，美利坚政策轻微的变动都有可能对其他国家的收支地位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导致其经济政策中产生极度放大的调整。如果希望继续维持金本位制，那么美利坚之外的货币当局将被迫对资本流入的减少做出积极回应。财政部不得缩减开支来降低公共支出和限制商品进口需求。相反，美利坚的决策者们并不需要通过放宽经济活动来对收支平衡的改善做出反应。只要华尔街繁荣依旧，联邦就能继续提升利率而不是允许其跌落。由于欧洲和拉丁美洲并没有受到美利坚利率下降的缓冲，所以它们不得不进一步提高利率。由于联邦没有抵制资本流入，其他国家被迫再次加倍制定限制措施。金本位制的不对称导致顺差国可以将调整负担转嫁给逆差国，迫使它们紧缩通货，而这正是1928～1929年中最后的需求。
无论初始扰动具有何种破坏力，此时的人们认为市场本身的自我平衡倾向会开始发挥作用。工资和其他支出本应该会随着价格下降，以控制失业率的上升和销量的下降。但是它们的作用非常微小。产生该现象的原因用货币术语来解释就是其他重要变量的“黏性”。此外抵押以明目条款固定，并且到期时间增加。租金和息票债券也长期以名义价格固定。只有确保其他人跟他们一样时，依靠这些收入来源的索赔人（如食利者、资本家和工人）才可能会接受收入的降低。如果没有一个机制来协调他们的行为，那么任何团体都不会首先做出让步。
这一反应可能很反常，但是并不矛盾。考虑到对黄金的承诺，这些国家中的官员很难独立采取其他措施。单方面的货币扩张或者公共开支增加将导致收支平衡赤字，从而对金本位制产生威胁。只要他们不愿意贬值，政府就不得不收回冒险的扩张计划。英帝国、美利坚、比利时和法兰西分别在1930年、1931～1933年、1934年和1934～1935年吸取了这一经验。因此，就连黄金的主要领导者——美利坚和法兰西都难逃外部约束。
而问题是：是选择牺牲金本位制来紧缩膨胀（这是大多数决策者持续反对的选择），还是放弃所有可能稳定经济的措施来维护金本位制，需要国际合作来做出抉择。
如果各国决策者们能就全球性协调扩张计划达成一致，那么有可能在不导致任何国家国际收支问题的情况下，缓和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