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本军部认识到总体战争的重要性，为准备未来的战争，军部强烈呼吁推行国家统制经济。在军部的压力下，本于1918年颁布了《军需工业动员法》，规定国家可以在战时动员工厂和事业所。同时，作为实施该法案的特别机构，在内阁中设立了军需局。次年，颁布军需调查令。1927年5月27日，内阁中增设资源局，负责制定和实施战时资源统制计划。1929年4月，颁布《资源调查法》及《资源调查令》，规定“政府在必要时将对人和物的资源进行调查，届时可命令个人或法人提交有关报告或实地申报。”有人认为，军部推动下颁布的《军需工业动员法》、《资源调查法》、《资源调查令》等三法令以及内阁资源局的设立，标志着本总动员体制的初步建立。
但是，在整个20年代，军部的扩军计划及建立总动员体制的设想一直到政党内阁的抵制，直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后，军部才得以逐步放开手脚，直接插手统制经济体制的构建，并迫使政府于1932年7月制定了《应急总动员计划》，1933年通过《临时总动员计划纲领》。
这一时期，陆军是军部构筑统制经济体制的主导力量，而陆军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则是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少壮派。
石原早在一战结東后不久便提出“最后决战论”。由关东军调入参谋本部后踌踏满志，开始亲自着手制定“经济统制计划”，旨在“制定生产力扩充方案，迫使政府实施”。1936年初，石原成立了一个名为私人研究机构、实为陆军参谋本部调研机构的“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每年从参谋本部机密费中拨出10万日元支持研究会活动。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有满铁经济调查会东京特派员宫崎正义、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古贺英正等。宫崎是石原在关东军任职时结下的密友，曾在红苏学习计划经济，两人对统制经济的看法臭味相投。
研究会的活动几乎完全按照石原莞尔的指示进行，其基本任务是调查本拥有多少生产能力，在此基础上制定将来同时与苏、美作战的生产计划。
至1938年1月，研究会先后国绕生产力扩充五年计划等九项内容进行了研究，再以报告的形式上交给参谋本部。例如，1936年8月提交了《1937年度起帝国5年岁入岁出计划》（附：紧急实施国策大纲），其中详细测算了日本1937年到1942年五年间各财年的收支额。结果，本政府制定的1937年度孩算，在总规模、公债发行量、新增税软、军费增幅等主要指标上与研究会报告书中的测算相当接近，表明研究会方案对政府决策产生了影响。
石原主导的研究会所进行调研活动，实际上是沿着伪满洲国、本、本与伪满洲国这样三条路径展开的。关于伪满洲国的军需产业并发与统制经济计划，1936年，宫崎正义将满铁经济调查会原来拟定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案》提交给参谋本部和陆军省，10月上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纲要》，并命令伪满洲国政府照准实施。关于本国内的军需产业开发与统制经济计划，1936年12月，研究会完成《帝国军需工业扩充计划》，以此为基础，次年5月底，陆军省拟定了《重要产业计划要纲》。
关于本与伪满洲国的整体产业开发与经济统制计划，1937年5月，研究会完成《日满军需工业扩充计划》报告书，提出了本和伪满洲国的5年发展目标，其中特别强调在伪满洲国重点发展钢铁业和飞机制造等。例如，报告书计划将伪满洲国的钢产量由1936年的45万吨（同年本国内440万吨）提高到5年后的355万吨（国内则降至360万吨），1941年实现年产军用飞机10000架，其中在伪满洲国生产3000架。
然而、石原莞尔及其领导的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所拟定的一系列计划是以本暂时不发动大规模战争为前提的。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其设想的计划和步骤完全被打乱。
1937年7月7日深夜，正在京城郊外的卢沟桥进行演习的本华夏驻屯军报告，受到了一次枪击。当时华夏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宋哲元的部队就驻扎在日军演习区域的河对岸，子弹有可能就是自此打出。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尚无定论。日军在此时也没有遭受任何损失。
但是，日军却对宋哲元的部队展开了攻击，双方爆发武力冲突。在两军进行交涉之后，达成了暂时停火。近卫内阁却在接到停火消息之前，就已经高调宣称华夏侵害了日本的正当权益，要严肃对待，展现出一副强硬姿态。另一方面，南京方面的统治者蒋光头也发表庐山谈话，表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危亡关头。两国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基本没有间断。1937年7月底，战争扩大到整个华北地区。
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即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在7月中旬曾经建议近卫文麿尽早停止冲突。1936年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少帅兵谏蒋光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以此为契机，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石原莞尔认为团结一致的华夏将是不可小觑的敌人，而且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对苏战争，也需要保存实力，所以希望尽早停战。近卫文麿也曾一度准备与蒋光头举行首脑会谈，但是终究不愿向华夏让步，失去了停战的时机。
受到华北战局的影响，以保护本侨民为由驻扎上海的本海军陆战队，也开始与中方军队对峙。1937年8月13日，两军开始交战。近卫内阁随即在15日发表声明，表示日军行动的目的是要教训无视本权益的华夏。9月2日，正式将7月以来的冲突总称为“支那事变”，局部的冲突现在成了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
之所以用“事变”一词，是因为虽然中日两国已经开战，但是两国政府并没有正式宣战。如果正式宣战，进入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状态，那么美利坚就会根据《中立法》，停止向本出口废钢、石油以及机床等重要物资，使得本难以继续战争。虽然两国没有进入国际法上的战争状态，本也因此没有拘捕国内的华人华侨，但是陆军已经宣称将会按照战时国际法对待战俘。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中日两国间的战争都已经开始。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了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后，本最高当局在紧急调遣大量兵力前往华夏南北各地、扩大战争的同时，迅速强化国内的军国主义体制与法西嘶统治，要求举国一致投入侵华战争。其中，对本全国的新闻宣传工作也作出紧张的部署，一方面加强宣传欺骗与舆论鼓动，煽动战争狂热；另一方面加强新闻管制，严厉压制与扼杀任何不同的声音与反对的意见。本军国主义当局控制新闻报业的措施有：强化管理机构，限制报道内容，镇压不同声音，控制纸张供应，强行合并报纸等。本学术界将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这段时期称为本报业的“统制时代”，是本新闻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
1937年7月11日，即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四天，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亲自召集本各新闻通讯社与报社的代表“恳谈”，要求他们“协力”本对华战争。1937年7月13日，近卫文麿首相又召集本几家著名的杂志社的代表，其中有《中央公论》《改造》《本评论》《文艺春秋》等，进行“恳谈”，向他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在本当局的要求与部署下，本各报刊杂志社、各新闻通讯社、各影制片厂都将侵华战争放到其采访报道工作的头一位：不仅采用战时编辑，开辟战争报道与战场特写的专栏，大量刊登有关的文章与图片，而且组织与派遣大量记者、作家、摄影师、画家、评论家前往华夏各战场采访。
1937年9月11日，为了纪念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展开，在日比谷公会堂举行了演讲会。近卫文麿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