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4日，本内阁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1937年9月，本各界人士联合成立“国民精神总动员联盟”，在本全国民众中进一步掀起了侵华战争狂热。“1938年1月，数十名作家、画家被动员组成‘笔部队’，对战地进行报道的战争也正式开展起来。”
本当局在动员与加强本新闻传媒投入侵华战争的宣传力量的同时，进一步严格实施对本新闻传媒的管制、监督与审查。首先，在以往新闻法规的基础上，又制订实施了一些新的更为严厉的新闻法规。
1937年7月13日，本内务省警察保安局向各省、厅长官及各府、知县发出了《处理有关时局报道的文件》，规定在宣传报道中，对“反战反军的演说”“离间军民”的报道以及“有将本对外政策喻为侵略主义之虞的内容”，要注意严查并加以取缔；所有有关在华日军的纪事、照片，除陆军省外一概不许发表。
1937年7月28日，本内阁陆军省新闻报道班制订《新闻揭载禁止事项许可判定要领》。1937年7月31日，本内阁通过了“新闻报刊法第27条”，规定陆相、海相、外相有权禁止和限制有关军事、外交事项新闻报道的发表。
同日，本内阁陆军省根据“新闻报刊法第27条”的规定，公布了相应的《陆军省新闻报道禁止令》——“陆军省令第24号”，规定：有关陆军的新闻报道，应事先准备两份，一份交给警视厅，一份交给各府县警察机构，须得到陆军省的许可后方可公开刊行；同时审订了《新闻揭载禁止事项之标准》。
1937年8月16日，本内阁海军省也根据“新闻报刊法第27条”的规定，公布了相应的《海军省新闻报道禁止令》——“海军省令第22号”，援引7月31日本“陆军省令第24号”的有关规定。
1937年8月24日，本内阁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其中关于指导舆论的原则是“统一国家舆论，以收举国一致之实”。
1937年9月9日，本内阁陆军省新闻报道班正式发布《报纸可否登载事项审订纲要》，其中规定：
四、左列事项不许刊登
（12）凡对我军不利的通讯、照片。
（13）对逮捕、审讯中（支）国（那）兵和中（支）国（那）人的通讯，可能给人以虐待感的照片。
（14）惨不忍睹的照片，但如果是关于中（支）国（那）兵的惨虐行为的纪事则无碍。
五、符合本纲要通过检查的电影……
本当局对到华夏战场采访的记者与各新闻报刊的管理条例规定：
“本次出征是为了即将到来的东洋和平的一场圣战。为实施圣战奔赴战场的皇军是以正义为宗旨的。参加报道的各位请牢记，任何报道绝不允许有丝毫损害皇军威信之处。可以报道的如皇军的赫赫战果、皇军官兵的立功故事、占领地和平的恢复。一旦发现报道有损皇军体面、降低国民战斗意志等反战言论，将坚决采取相应措施。请与军方合作。”
1937年9月25日，本内阁将主管全国新闻传媒的最高机构“内阁情报委员会”升级为“内阁情报部”，以示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与进一步加强控制。
为了“指导”与监督控制本的各新闻传媒机构在战时的报道内容，本内务省警察保安局专门创办发行《出版警察报》。由本当局操控的新闻工作者团体“本新闻联盟”（后改名为“本新闻会”）制订了“记者规章”，要求本记者须“明确国家使命”，才能有加入该会的资格。
1938年初，帼***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派遣四位外国友人到本秘密调查。这些外国友人在给国际宣传处的报告中写道：“本报纸完全处于（当局）控制之下，连任何一点暗示性的反面消息也未曾发表过。本报纸上的大量战争报道，全都充斥着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消息，总是华夏人民的伤亡惨重，而本皇军的伤亡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对本各报社，本当局尤其重视《东京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与《读卖新闻》这三大报系。因为这三家报系“拥有绝大多数的发行量，对舆论有指导作用，因此，本政府试图让报纸服务于国策”……这就意味着马修·路德维希与《东京朝日新闻》的联络被迫强制中断，至于日后是否还有机会恢复联络，照他看来可能性极其渺茫。
对杂志与书籍的出版，“随着思想管制的愈发严厉，对内容开始严加排查。根据内务省图书审查科公布的数字，1937年……查封的册数增加了25万，达到了150万册，创造了审查科创立以来的最高记录。而且，对批判战争、不表示积极协助战争的进行了无情的镇压”。
例如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名的经济学家矢内原忠雄发表在1937年9月号《中央公论》上的《国家的理想》一文被本内务省警保局勒令删除。该文的中心思想是，正义高于国家，不遵从理想的国家，虽一时间看起来繁荣，但不久即会灭亡。而本政府却企图通过镇压反对者的言论进行单方面的宣传，以此种手段达到全国上下一致。对于刚发生的卢沟桥事变，矢内原忠雄说，如果我们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它是发生在本的京都、奈良地区，那么将会怎么样呢?——这被本当局视为无视国家的危险思想，从而招致了笔祸。其后，同一作者在1936年6月由岩波书店出版的《民族与和平》一书，也被内务省警保局审出有“反战”思想，扰乱安宁秩序，不仅加以禁止，而且要求文部省加以处罚。“当时对出版物的取缔，除了出版法第19条中的‘出版扰乱安宁秩序或者破坏风俗的文书、图书时，内务大臣可以禁止其发行、传播，并查封其刻板以及印刷品’这一行政处分之外，还有删除处分、分期归还等。这是政府对言论控制的最有力的武器。最后，矢内原忠雄于12月不得不提出辞职书，离开了东京大学。”
无线电广播从产生问世的那天开始，就始终处于本官方的严格监管之下。卢沟桥事变后，本官方的监管愈加严厉。电影拍摄与放映也是同样的遭遇。“1937年，在当时的环境下，以往描写恋爱、小市民生活，表现享乐、社会阴暗面，或者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品不得上映。作品必须以东亚建设为主线，国策成为最为基本的导向。”
本当局对本新闻传媒的空前严厉的控制是与本当局对本全国日益加剧的法西斯化管制相一致的。几乎在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同时，本政府一方面加强法西嘶舆论宣传，一方面对国内持不同政见的和平民主人士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
设在纽约的“美国援华之友协会”(American Friend of Chinese People)的机关刊物《今日华夏》（The China Today）1938年1月号刊登皮特·尼尔森写的评论就指出：
“强大的本帝国政府进行的盲目的法西斯爱国思想宣传，迷惑、误导了一些人。有非常明显的事实为证，最近（本）有370名进步的自由人道主义者被逮捕了，其中包括因提倡限制生育闻名的石本男爵夫人，以及著名的社会大众党的大人物加藤勘十在内。这些人是因为“破坏了”操纵在三井三菱、住友等一小撮大财阀和产业派阀手中的国家的“和平·秩序”而被逮捕的。另一方面，军国法西嘶集团的荒木大将以及他的追随者采取了恐怖手段是非常重要的。”
本军国主义的大张旗鼓、蛊惑人心的舆论宣传、无孔不入的思想灌输与法西嘶的管制和镇压，使得本的新闻传媒在侵华战争期间空前地“举国一致”——沦落为本侵华战争暴行的吹鼓手与辩护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本对华夏的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政策一再遭受挫折与失败。它不再像1894年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28年5月济南惨案，甚至也不像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