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长安，坊市夜禁。每到日落，鼓声一响，街上就没人了。只有打更人提着灯笼，沿街敲梆子报时。
老宋在崇仁坊打了二十年更。从一更到五更，风雨无阻。他走的路固定不变，从坊东到坊西，过十字街，绕魁星阁，最后回到更房。二十年，每一步都踩在同样的砖缝上。
可最近半个月，老宋发现有点不对劲。他每夜走到魁星阁拐角的时候，灯笼会自己晃三下。没有风，他手也没动，灯笼就是会晃，像有人从旁边走过时带起来的气流。他回头看，什么也没有。起初他以为是老鼠，后来发现不对——老鼠不会每夜都在同一个地方。
有一晚他多了个心眼，走到拐角前停下来，把灯笼举高。灯光照出去，拐角处空空荡荡。他松了口气，正要迈步，灯笼又晃了。这次晃得很厉害，整个灯笼打着转，火苗差点灭了。他稳住灯笼再看，对面的墙根底下蹲着个孩子。
七八岁的样子，穿着红肚兜，蹲在墙根阴影里，手里拿着一根小棍，在地上画着什么。老宋走过去，问：“谁家娃儿，大半夜不回家？”
孩子抬起头。老宋看清了那张脸，手里的梆子掉在地上。
那是他儿子。二十年前走丢的那个。走丢那天，穿的就是红肚兜。
孩子冲他笑了笑，拿小棍指了指地面。老宋低头看，地上歪歪扭扭画了四个字：
“我在井里。”
老宋扔掉灯笼就往家跑。第二天他辞了打更的差事，把家里那口枯井挖开。井底除了淤泥，还有一具小小的骨架，手腕上套着个银镯子，正是他儿子满月时打的。
那之后崇仁坊再没人打更。每到夜里，魁星阁拐角处就蹲着个老头，提着灯笼，对着墙根自言自语。路过的人都绕着他走。
## 井底
我们村有口枯井，在村东头的打谷场边上。井口拿石板盖着，石板上压了块磨盘，磨盘上又堆了碎砖烂瓦，小孩子想扒开都费劲。打我记事儿起，大人就一遍遍叮嘱：别去那儿玩，掉下去没人捞你。
我问过奶奶，那井为啥填了。奶奶手里搓着麻绳，眼皮都没抬：“早年间淹死过人，不干净。”
“淹死谁了？”
“问那么多干啥。”她把麻绳往地上一摔，“舌头长了烂嘴。”
我十岁那年夏天，跟一帮孩子打赌，谁要能把那磨盘推开一条缝，谁就是孩子王。我逞能去了，使出吃奶的劲儿推那磨盘，石板挪了半寸，露出底下一道黑缝。一股凉气从缝里钻出来，大热天的，那气冷得我后脊梁发紧。我把脸贴过去往里看，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正要退回来，忽然闻到一股味道，像是谁家炖肉炖糊了，焦糊里还掺着腥。
那天晚上回家，我发起高烧。奶奶给我灌了碗姜汤，又拿艾草在我额头上来回滚，嘴里念念有词。烧退了，但她连着三天没跟我说话。第四天早上，她坐在灶台前烧火，忽然开口：“那井里淹死的，是你太奶奶。”
我愣住了。
“你太奶奶不是病死的？”我记得太奶奶的牌位供在堂屋西墙，每年清明都有人上香。
“病死的那个是你太爷爷后娶的。”奶奶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光映得她脸上沟壑深深，“太奶奶走的时候，你爸才三岁。那年大旱，村里就剩这一口井有水。太奶奶夜里去挑水，第二天早上人飘在井面上，肚子胀得老大。”
她顿了顿：“村里人都说她是不小心滑进去的。但我知道不是。”
“那是谁害的？”
奶奶没接话，站起身拍了拍围裙上的灰，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井里的水，红过三天。后来井就枯了。再后来，填了。”
那年秋天，村里要修路，打谷场那片要推平。推土机来了，三下五除二把那口井扒开了。石板碎了，磨盘滚到一边，井口露出来，黑洞洞的，像地上长了张嘴。工头往里头扔了块石头，隔了好几秒才听见回响，闷闷的，像是砸在了什么软东西上。
当天傍晚，推土机师傅收拾东西回家，走过打谷场的时候绊了一跤。摔得不重，膝盖蹭破了皮。他骂骂咧咧爬起来，低头看见土里露着半截布条，红底白花，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式。他把布条扯出来，底下连着一截骨头，细得像小孩的胳膊。
第二天，井底被挖开了。
底下全是骨头。人的骨头，乱七八糟堆在一起，足足有七八具。有的完整，有的零碎，最上面那具骨架的腕骨上，还缠着一截红布条，跟推土机师傅扯出来的那块一模一样。
村里炸了锅。老人们聚在村口大槐树下嘀咕，年轻人都围在打谷场看热闹。我挤在人堆里，听见有人说：“怪不得那井不干净，底下埋了这么多人，怨气能小吗？”另一个说：“听我爷讲，早年间这地方是乱葬岗，后来才填了挖井。”
我正听着，忽然看见那堆骨头里有东西动了一下。很轻，像是什么小虫爬过。我定睛去看，是那截红布条。它自己从骨头缝里往外钻，像条蛇一样，慢慢蠕动着，朝井口的方向爬。
我想喊人，嗓子却像被人掐住了。周围的人说说笑笑，没有一个人往井底看。那红布条爬到井壁上，顺着砖缝往上攀，越爬越快。爬到井口边缘的时候，它停了一下，然后猛地弹起来，缠住了离井口最近的一个人的脚踝。
那个人是我堂叔。
堂叔低头看了一眼，骂了句“什么玩意儿”，弯腰去扯。手指刚碰到布条，脸色就变了。他直起身来，眼神直勾勾的，嘴角咧开，嘿嘿笑了两声。那笑声又尖又细，像女人。
“我不走。”他对着井里说，“我等了四十年了。”
村里人全愣住了。堂叔平时老实巴交，说话都低声细语的，从来没那样笑过。他蹲下去，用手开始扒井壁上的土，动作飞快，指甲劈了也不停。人们上去拉他，他力气大得吓人，两个人拽不住他一个。
最后是我奶奶来了。她拨开人群走到井边，从怀里摸出三根香点上，插在井口的土里。然后她对着井底说：“嫂子，四十年了，该走了。你要是不走，我下去陪你。”
堂叔忽然不动了。他瘫坐在地上，眼神慢慢恢复了清明，看着自己血淋淋的手指头，浑身发抖。那截红布条从井口缩回去，慢慢缩回骨头缝里，再没动过。
井底的骨头后来被收敛了，葬在村后山坡上，立了个无名碑。推土机填平了井，修了路，打谷场盖成了小广场。每天晚上都有人在那儿跳广场舞，热热闹闹的。
但我知道那井还在。走在广场的水泥地上，脚底下偶尔会传上来一股凉气，冻得人脚底板发麻。有时候半夜路过，能听见地底下有声音，像是有人在哼歌，调子很老很老，词听不清，只有一句反复唱：
“红布条，系脚腕，黄泉路上有人伴。”
我奶奶今年八十七了，耳背得厉害。但每年清明上坟，她都多备一份纸钱，烧在无名碑前头。她烧的时候不说话，只是蹲在那儿，一张一张往火里添。
火光映着她的脸，跟当年灶台前那个晚上一模一样。
我死了，凶手却来参加我的葬礼
我死的那天，村里正在办喜事。
棺材是薄皮的，停在西屋。按规矩，横死的人不能进祖坟，只能埋在乱葬岗。
半夜，守灵的父亲听见棺材板“嘎吱”一声响。
他颤着手掀开蒙脸纸，看见我瞪着眼，嘴里含着一块染血的喜糖。
我叫林远，死的时候二十三岁。
那天村里张灯结彩，鞭炮从早放到晚，震得人耳朵嗡嗡响。是村长家的儿子娶媳妇，流水席摆了三十桌，猪肉炖粉条的香味能飘出二里地。我在村口小卖部买了包烟，蹲在自家门槛上抽，看着迎亲的队伍从门前过。新娘子坐在红色桑塔纳里，车窗摇下来一条缝，露出半张脸——很白，白得不正常，像纸扎的人。
然后我就死了。
怎么死的？说起来没人信。我是被一块喜糖噎死的。
迎亲队伍经过时，有人往两边撒糖。水果糖、奶糖、巧克力糖，花花绿绿落了一地。孩子们哄抢，我也弯腰捡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