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大旱，村里就剩村东头一口井没干。
井是祖上传下来的，青石井沿磨得光溜溜的，井水冬暖夏凉，养活了我们村十几代人。可旱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井水开始泛红。起初是淡粉色，后来越来越深，像谁往井里倒了半桶猪血。村里人不敢喝了，挑着桶去十里外的河沟拉水。
唯独我二叔不信邪。他一个人住在村东，离井最近，天天照常打水做饭。有人劝他，他就咧嘴笑：“井水变红是底下铁锈多了，你们瞎讲究。”
第七天夜里，二叔起来解手。月亮很大，照得院子里明晃晃的。他经过水缸时，发现缸里的水在发光，幽幽的红光从水面底下透上来，把整个水缸映得像盏灯笼。他凑近去看，水面上浮着个东西，圆圆的，白白的，在水里慢慢转。
是半张脸。
眼睛闭着，嘴角朝上翘着，像是在笑。二叔吓得往后一仰，后脑勺磕在门框上。再爬起来去看，水面平静，什么也没有。他安慰自己看花了眼，回屋睡了。刚躺下，就听见外头有动静，像是有人在一下一下舀水。他趴在窗台上往外看，月光底下，井沿上坐着个人，背对着他，长长的头发垂进井里，正拿着一把木梳，一下一下梳着湿漉漉的头发。
二叔缩回被窝里，蒙着头熬到天亮。第二天他收拾东西搬去了镇上，再也没回过村。那口井后来被填了，填井的人说，井底捞出一把梳子，骨头做的，齿缝里缠着黑头发。
我带队进入哀牢山无人区，队友接二连三失踪
1998年，我作为地质勘探队队长，带队进入哀牢山腹地。
第七天，我们在一个深谷里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生人勿近”。
队里最年轻的向导看了石碑一眼，当晚就消失了。
第二天，我们在他的睡袋里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它在数人。”
紧接着，第二个人失踪了。
我们开始清点人数，却发现了一个恐怖的事实——我们进来的明明是八个人，可现在不管怎么数，都只有七个。
我叫陈建国，那年四十二岁，是省地质勘探队的队长。1998年夏天，我们接到了一个任务——进入哀牢山无人区，勘测一条新的地质断裂带。
哀牢山，当地人口中的“死亡之山”。山势陡峭，林密雾重，瘴气弥漫，自古以来就是汉人不敢深入的地方。当地哈尼族老乡听说我们要进山，连连摆手，说那里面住着“山鬼”，进去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
我们队里原本有六个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队员。出发前，上面又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当地向导，是个二十出头的哈尼族小伙子，叫李岩。李岩从小在哀牢山脚下长大，据说十五岁就跟着长辈进山采药，对山里的情况很熟悉。
出发那天是七月十二号，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们从山脚的寨子出发，沿着一条废弃的猎人小路往深山里走。走了半天，手机信号就没了，对讲机也开始出现杂音，里面时不时传来一些奇怪的声响，像是有人在远处说话，又像是风穿过空洞的声音。
“可能是磁场异常。”队里的地质工程师老周说，“哀牢山这一带地下有大型矿脉，对电子设备干扰很大。”
我没太在意，这种事在野外勘探中很常见。到了第三天，我们进入了无人区腹地。四周全是参天大树，树冠遮天蔽日，林下光线昏暗，只有偶尔几缕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地面上铺着厚厚一层腐叶，踩上去软绵绵的，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霉味。
就在这时，李岩突然停下了脚步。
“陈队长，不能再往里走了。”他指着前方，手有点发抖，“你看。”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心里咯噔一下。在密林深处，一块黑色的石碑矗立在一片空地上。碑面朝向我们，上面刻着四个大字——生人勿近。
那字迹歪歪扭扭，像是有人用指甲或者石头硬生生刻上去的。碑面上还有一些暗红色的痕迹，像是干涸的血迹。石碑周围的树全部枯死了，光秃秃的枝干扭曲地指向天空，像一群挣扎的鬼魂。
“谁立的碑？”我问李岩。
他摇摇头，脸色发白：“不知道。我阿爸说，他小时候进山采药，就见过这块碑。寨子里老人说，这是以前马帮留下的，前面就是‘死人谷’，进去的人没有一个能出来。”
老周凑过来看了看石碑，皱眉道：“这碑材质是玄武岩，刻痕至少有几十年了。‘生人勿近’这四个字……应该是某种警告。”
“迷信。”队里最年轻的技术员小刘不以为然，“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些。”
我没说话，但心里隐隐觉得不安。我干了二十年野外勘探，去过无数荒无人烟的地方，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石碑。那种感觉说不清楚，就像有人在暗处盯着你，后脖子凉飕飕的。
“原地扎营，明天绕路。”我做了决定。
那天晚上，我们在石碑附近搭了帐篷。天黑得特别快，六点多钟，林子里就伸手不见五指了。我们点起篝火，围坐在一起吃饭。李岩一直没说话，端着饭盒发呆，眼睛时不时往石碑的方向瞟。
“小李，你怎么了？”我问。
他抬起头，眼神有点涣散：“陈队长，你发现没有……这地方，太安静了。”
我一愣。确实，从傍晚开始，林子里就没有任何声音了。没有虫鸣，没有鸟叫，连风都没有。四周死寂一片，只有篝火燃烧的噼啪声。
“山里就这样。”老周说，“正常。”
李岩摇摇头，没再说话。他把饭盒里剩下的饭倒进火堆，看着火焰突然窜高了一截，嘴里喃喃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好像是哈尼语，大意是“阿祖保佑”。
那天夜里，我睡得很不踏实。迷迷糊糊中，我听见帐篷外面有脚步声。那脚步声很轻，像是光着脚踩在落叶上，绕着我们的营地一圈一圈地走。我想睁开眼睛，但眼皮沉得厉害，怎么也醒不过来。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老周的喊声惊醒的。
“李岩不见了！”
我冲出帐篷，老周站在李岩的帐篷前面，脸色铁青。帐篷拉链开着，里面空空如也，睡袋叠得整整齐齐，背包还在，装备一件没少。
“是不是去方便了？”小刘揉着眼睛问。
“我找了。”老周声音发紧，“周围都找遍了，没有人。连脚印都没有。”
我心里一沉，走到李岩帐篷前仔细查看。睡袋上放着一张纸条，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那字迹歪歪扭扭，像是手在剧烈颤抖中写下的。
“它在数人。”
只有四个字。
我攥着纸条，后脊梁一阵发凉。什么叫“它在数人”？谁在数人？数什么人？
“收拾东西，撤。”我当机立断。
可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开始清点人数，准备撤离。我、老周、小刘，还有队里的司机老赵、测量员小王、后勤老孙——六个人，加上失踪的李岩，一共七个。可我数了两遍，总觉得哪里不对。
“咱们进来的时候，是几个人？”我突然问。
老周愣了一下，掰着手指头数：“你、我、小刘、老赵、小王、老孙，还有李岩……七个啊。”
“不对。”我摇头，“出发那天，上面说给我们加了一个向导，加上我们原来的六个人，一共是八个。”
老周的脸色变了：“八个？可我记得就是七个啊。”
“你记错了。”我说，“当时局里给的文件上写得清清楚楚，七人勘探队加一名向导，共计八人。”
所有人都愣住了。我们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话来。明明只有七个人，可文件上写的是八个。那第八个人是谁？他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还是……我们之中有人忘了？
“别自己吓自己。”老赵开口了，他是队里年纪最大的，五十多岁，性格稳重，“可能是文件写错了。咱们赶紧走，出去再说。”
我们收拾装备，沿着来时的路往回撤。可走了不到两个小时，我就发现不对劲了。这条路我们进来的时候走过，当时是一片缓坡，可现